关于这段经历，我从未向人提起过，所以村里人才会为了反对刘老蔫儿而拥护我做了村支书。
村里人讲究，人都是有运的：当官需要官运，经商需要财运，说媳妇需要有桃花运……一切需要运。众多的运中，官运最紧要，因为只有有官运的人才能当官，而这个人一旦当了官，就不再是个人的事儿，直接关乎着全村的运，也就是说，官运即村运。
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似乎必须与刘老蔫儿决裂并坚决斗争，因为刘老蔫儿的官运已过，不如此容易触了霉头。
事实却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我不仅自己不积极地斗争，反而以辞职作威胁要求他们也不斗争，尤其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我在完成市场建设的同时，居然象老蔫儿一样去鼓捣企业，而且都是老蔫儿时代的那些垃圾企业。按照他们的说法，要不是我运好见机快，指不定要落个老蔫儿那样的下场。无稽之谈。
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呢？当时的现实是，厂房破败，荒草满院，设备无异于一堆废铁。自觉立稳脚跟之后，自然便要把解决这些被村里人称之为老蔫儿霉运的厂子摆上议事日程。
当时，关于这些厂子的解决，我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村两委会刚开始就显得混乱，众说纷纭，却无一条合我意的意见，而且研究办法出主意的少，渐渐地又转向了对刘老蔫儿所谓罪行的讨伐。
如此三番，自不会有啥结果。最后，会计说，干脆当废物卖掉算了。就是嘛，原本就是一堆废物嘛。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两委们的响应，这让我非常反感。
民主？有时候就是不能讲民主。或许我原就不是一个民主的人，会计这个令我反感的意见让我当即就作出了由集体重新发展的决定，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去重新发展。
事实上，我的权威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认可，尽管在最后表决通过时大家都举了手，但我知道那是勉强的，甚至是激烈反对的。
事后，会计一副完全为我好的神色找我谈便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儿。他总喜欢这样，或许这也是他能够持久得到刘老蔫儿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作派，便责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再会上说？
他说，有许多话在会上是不便于说的。
我说，都是为了工作，有什么不好说？
他显然没有料到自己会热脸碰到冷屁股，一脸地沮丧。
这种人就是不能给他好脸色，一旦有了好脸色，他就能飞到天上去：现在的会上，他是反对刘老蔫儿最激烈最坚决的人；当初办厂时，他是拥护刘老蔫儿最急的人，差一点儿没喊出“刘老蔫儿万岁”，难怪村里人送他外号叫“太监”。咳，可别说，那一刻，我觉得他确是一脸太监相，甚是厌恶。
决定了的事儿，就要去办，而且必须办好。这是我当时奉行的信条。但这种凭一时激愤做出的决定终究有点儿玄，或许果如村里人所说，我的运好，这些企业居然被我重又启动起来，尤其是条编厂当年就见了效益。
其实，并非我的运好，而是有四个条件成就了我：一是这些小厂的设备居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据说，刘老蔫儿即使在当支书的后期也经常去保养这些设备，他始终相信这些厂子还能再活起来；二是凡企业都有高峰与低谷，高峰期偏偏让我给碰上了；三是有刘老蔫儿创下的关系网络和经验教训；四是我适时对这些厂子产品的样式和性能进行了革新，譬如条编厂，不再生产粪筐子，而改做工艺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至今目标市场已重点锁定在了国外。
这些条件当然非一般百姓所能看到，说实话，当时连我也没有想到。企业的成功启动，自然又为我争得了一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如此，也为我之后做出更加令村里人无法想到的决定奠定了基础。
这个决定，便是趁赢利正旺时卖掉企业。之所以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主要是想把村集体从这些想管却又管不好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去搞招商引资。
那时，我认为，要彻底解决好农村问题，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工农商优势互补的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核心便是能够消化、吸收和解决我们村农产品的工商龙头企业，靠工商龙头企业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来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靠抓一个或几个企业来赚看起来也不算少的钱。要实现这一目标，仅凭我们村甚至我们镇的钱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外资，尤其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企业。
当然，这个目标的本身就不如赚几个钱那样实在，那样容易让人看到效果，反而常常给人以出力给别人做嫁衣裳甚至是损己利人的印象，因为少有人能够从长远来看。所以，由于担心那些无休无止地争论，我的这个决定绕过了村两委和村族长会议，难怪村里人都说我的作派越来越象刘老蔫儿，那样独断专横。
至于这一点儿，连我自己也意识到了，但我说不清自己想竭力抵触的刘老蔫儿何以会对自己的影响有这样深。因为夏雨？不可能。我们为夏雨所做的那点事儿，都是阿惠安排的。至于我和夏雨的结合，则是后来的事儿，而且至今也无法达到我和阿惠之间那样的和谐，显然与此无关。
且略去碎话，再说我落实决定同样是麻利的，待村里人反应过来，我已与承购者签订了转让合同。
对于这种极端不民主的行为，果如我所料，村内舆论哗然，反对声一片，而且必然地关于我有不良行为的传言也应运而生。
不仅如此，面对既成的事实，连乡长也大为光火，但乡里的调查组对传言查无实据，也只有不了了之。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做的也确有过火的地方，恰如乡长所说，没有研究、没有报批、没有经过必要的投标程序，这应该算是我的失误。
但当时，我有我的想法，并力图说服自己。事实上，当时敢于买断企业的人并不多，而且要保证企业的发展，必须选择一个真正的行家，我顽固地认为，决不能因为卖掉而导致企业的再度失利。所以，只要选准了行家，我宁肯给予更多的优惠，如此更不能公开投标。
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因为选准了行家，企业才保持了如此长时间的发展。
要说主观原因，便是我那时经常涌起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认定出于对眼前利益的贪图，企业拍卖行为必然会遭到反对。人原本就这样，处于怎样的位置便考虑怎样的事儿，不同的位置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和层次。
然而，这一次却象我出乎村里人意料之外一样，村里人同样让我出乎意料：在此后我不得不举行的检讨会上，待我公布了事情的真相之后，虽仍有少数人反对，多数人还是支持了我，尤其是在他们提出了不少关于企业拍卖的更好建议后，连我坚持认定他们迫于既成事实的压力才不得不承认的想法也产生了动摇，或许他们并非我想象中的那样狭隘。
看来，在农村几乎没有不可以商量的事儿，唯独地的问题不能商量，连我也这样认为。但龙头企业的建设必须要地，在这里我们不去关注招商引资的艰辛，而是地。十几家龙头企业落户我们村的事实终于改变了我的想法，而且让我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升华。
思想的升华往往来自于火辣辣的生活，而非简单的空洞说教。——只要肯商量，而且商量的方式方法运用得当，农民是肯牺牲的，连地这样不可以商量的问题也最终得到了解决。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事实：在花样繁多的农产品不再担心剧烈市场波动的同时，因为少地而限制发展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出来。尖锐的矛盾往往孕含着不稳定，“不患不均就怕不公”，刘阿龙他们的上访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讲述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但由于前段我们村又出现了问题，所以必须在这里再交代一番——
我的继任者阿虎，非帅才，凡事总要跟我商量之后才能去办，在职期间没多大作为，所以只能算作过渡。
过渡有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必须维持好原先的局面，而倘若能力不到，即使维持局面也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尤其可贵的是，待阿龙接替他后，他仍能在村里任职，而且象支持我一样地支持阿龙，他便是这样不计名利的人。
天底下的帅才并不多，更多的还是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天底下的人都成了帅才，那肯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两头个头差不多的驴栓到一起尚且相互踢咬，更何况是人呢。
应该说，这算是我们村的幸运，不仅没因交替而乱起来，而且让阿龙成功地实施了与周围五个村庄的合并，让村庄的概念进一步扩大，从而解决了土地对发展的制约而让发展具有了充足的后劲。
且勿需列举更多的具体事例，仅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他的帅才。要知道，村庄的合并终究不同于乡镇的合并，单是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就足以让任何人都疲惫不堪，虽然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之逐步淡化，虽然我们村优厚的福利待遇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同样需要放大的眼界、胆识和巧妙的应对。
或许早在落实我们的新村规划时，他就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因为他请省里的专家规划设计了足足可以容纳五个村村民宽敞居住的住宅区。
之后，他又利用了越来越多的邻村人到我们村打工的现实：只要到我们村打工满五年，就可以低价分到一栋丝毫不亚于城里人居住的楼房，到村庄合并时，已有三分之二的并村户住进了我们的新村，另外的三分之一也正在为此努力着，应该说，波澜不惊中并村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个人威信问题，显然只有当村庄的巨大发展真正得到了村里人认可的时候，阿龙才能具有了不被人理解却不被横加干涉的威信。
——对于阿龙的做法，村里人显然没有百分之百地通过。不过，大家都相信这样的事实：为村庄，阿龙是繁忙的，似乎不应该再为他添乱，至少我们应该相信他，更何况要见到他也不是件易事，肯定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