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认为，如此声名狼藉，副乡长必定会狼狈不堪。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地狼狈，反而照样谈笑风生。
有了这样的表现，便不难理解他后来屡屡犯戒终丢了官的事实。也只有在他丢了官之后，人们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议论，说他老婆性无能，而事实上他老婆在他丢了官之后不仅没有象庸俗的女人那样觅死觅活地哭闹，原先少见笑容的脸反而舒展了许多。
由于我当时把他的行为看成是极端丑陋的，所以我不仅没有参与其中的讨论，即使提也是不值一提的。但这并不否认他对我的深刻影响，因为我实在搞不懂何以会如此，即使他老婆果如传言那样属于性无能的话，难道性就那样重要吗？
男人，终究是不喜欢平庸的，尽管他嘴里或许竭力地在分辩说自己是个平庸的人。
其实，人原就生活于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非为迷信中的阴阳，而是主观和客观。由于主观必然地要受到人个体差异和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少东西往往是客观上已经存在了的，却不一定被认识到。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男女之间非夫妻关系的夫妻事实，在其结果必然被认作教训的同时，也让我的注意力开始转而关注类似的事实：这个绝对应该算得上教训的事实只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类似的事实就已见怪不怪了，不时地就有同行内的某某找了个女秘书某某养了个小情妇某某去恋歌房如何如何的消息传来。
说到这里，经营家意犹未尽地环顾了一下大家，见大家静待他的下文，继续说道，这当然不能成为我“红杏出墙”的理由，而只能算作是一种可能，因为初次的“红杏出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了可能之外还必须要突破自己的传统教育和女人的管束两道关口。现在，就进入这个过程。
我的传统教育跟多数人一样，是那种典型的责任教育，也就是我父亲所常说的：男孩子结了婚就完成了自孩子向男人的转变，男孩子可以无拘无束了无牵挂，而男人则必须承担责任，或者说，男人就是责任。
这种打小就开始的已根深蒂固的教育无疑让我把副乡长的事件当成了教训，所谓教训，就是对失败的总结。这样的不需要任何质疑的观点与越来越强烈的外界诱惑之间的矛盾，很容易就把我推向了“既要无时无刻地自我防护又要因为业务不断地去参加类似的诸如唱歌按摩之类由异性提供服务的容易酿成大错的场合”的境地。
首先应该承认，我不是圣人，也不是柳下惠，外界的诱惑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产生想象和犯错误的念头。
至于女人的管束，前面的讲述曾提及，不再赘述。其实，这种事儿单纯靠管是管不住的，而且过于苛刻地管束反而容易激起男人的反感。
我当然不能把“红杏出墙”完全归罪于杨丽的管束，但她确已激起了我的反感，并因为反感而逆反，逆反无疑最容易突破人业已形成的防线而萌生好奇：男人为什么非要堕落至如此境地？
但当时的好奇仍然是简单的，无法与副乡长事件所引起的疑惑叠加，而且副乡长就是个教训，只要是教训，其作用便永远只能是警示。
当然，也不可否认事物之间的兼容性，一旦发生兼容，仇敌也可能变成朋友，教训理所当然地也会转向好奇。好奇离欲望只有一步之遥，好奇变成了欲望，任何防线都将变得不堪一击。
现实是，我的防线虽不时地经受着冲击，意志力却能让其安然无恙。
还有一个，便是引子，事情或事件的发生往往不需要理由，却必得有引子。
咱们的引子，便是我表妹的去世。对于我表妹的去世，我的感慨明显多于悲痛，因为我认为“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是一种非自己所能做到的境界。
所以我没有按照妻子杨丽的要求去寻她，而是躲到某地的某宾馆呆了三天，尽管杨丽经过反复研究为我确定了一条从理论上绝对能够行得通的路线——从信的发出地向四周辐射。信的发出地是平原上的一个小城，方圆百里根本无山，除非继续往外延伸。
倒不是我害怕困难，主要是我不想扰了她。她需要安静，我同样需要安静，人生除了睡过去之外，原就难得几分安静。
一个人呆着的感觉真好，静静地躺着，任思想自由地泛滥，不仅感受不到寂寞的伤害，活跃的思想反而常常让自己感动不已。
由于生活总是在磨杀着人的感动，到那时，我的感动已为数不多，不多的感动必须留给自己独自享受。
应该承认，我的思想是活跃的，内容却是单一的，尽是关于我表妹的一些不连贯的情节与片断。这些情节与片断不断地重复，直至我精疲力竭，不自觉地睡去。待重又醒来时，便什么也记不起了。
我便竭力地想象表妹死后的结局，或成为野兽的腹中之物而醉倒了野兽或……或就那样静静地躺着，任细菌慢慢地吞噬直至只剩下一堆枯骨。
想到这里，我蓦然惊醒，不，这是不绝对可能的！我固执地反对着这个必定如此的事实，已然无法安静地呆下去，我必须出去活动一番。
外面的阳光是炽热的，却无法驱走我的寒冷，我瑟瑟地发着抖，木然地走着。突然眼前一亮，莫非是尚美？她与表妹极象。心中一急，便急步赶了上去，却只遭了一句“神经病”的骂，原来不是。
继续走着，分明听见有人在喊我，莫非是表妹？定睛看去，是尚美！只见她一副村姑的打扮，扎着一对小羊角辫，正歪着头冲我笑。
我忙赶过去，她的的确确是尚美。但她拒不肯承认，只幽幽地告诉我，她要回家，说家是遮风挡雨的地方，累了，就必须回去，这是人们需要家的理由。
我也曾疑心自己产生了幻觉，但这绝不是幻觉，因为临别时，我们握了手，她的手是温热的。
她依然是那样大方，那样爱说爱笑，说表妹虽已去了，也曾利用过她，但她仍是她崇拜的对象，所以她的去首先告诉了她，她还给我看了她的信，信上说这样的方式才是她追求的目标，尚美表示坚决支持这样的观点，说只有这样才是最干净的，表妹已告诉了她的去处，有朝一日，她也是要去的。
既然一切都这样真实，可她为什么非要不承认呢？我实在搞不清，也弄不懂。
待我的意识稍稍恢复时，她已经去远了，但依稀仍能够看到她的背影——那是一条泥泞又充满了荆棘的路，她的脚步蹒跚却坚定……
就在那个瞬间，我仿佛到达了一种境界，但绝非表妹那种放到经历里反复浸泡才最终形成的付诸于行动的矢志不渝的追求，而是由于偶然事件撞击在突然间形成的，就象一只易碎的玻璃瓶子。
所以，当我迷迷糊糊地连账都没结就赶回家时，立即就被现实所打碎，具体实施者便是我的妻子杨丽。在这里，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她。
自打发生了阿牛事件，杨丽便开始主攻企业管理。
不要以为文化水平低的人就不能学习，也不要以为文化能够改变人的本性。文化是有深度和广度的，如果能够达到必要的深度和广度，我猜测，文化或许连人的本性也能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必要首先表现到气质上，一种有涵养的让人无论怎么去看都觉顺眼的高贵品质。
所说的“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必是因为深度和广度不够，而且文化导致的人的本性的改变，不单纯需要知识，更需要一种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且不去重复和讨论我妻子杨丽的刻苦和努力，单说她必是缺少了这样的环境，而且知识的学习也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她变成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女人。
——她能够倒背如流一些经营管理上的经典和相关的法律条文，说话也不再象过去那样无知且不着边际得令人发笑，而是经常地引经据典，偶尔也能冒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点子。
知识无疑让她变得自信，但她的自信却是超人的，因此让人无法与之交流。
譬如在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只顾引经据典地去背诵一些别人根本无法搞懂的经典和条文，不仅让人觉得她分明在卖弄，而且早已偏离了与你交流的主题，不时地还会停顿下来以嘲笑你的无知，让你唯有感叹她的博学和她电脑一样的脑袋，交流却是谈不上，因为她根本没有或许也不屑听懂你的话。
这样的女人必固执，固执就容易走极端。所以说，她对于表妹行踪异乎寻常的关怀肯定是假的，我分明已经读懂了她的意思：她真的死了吗？不可能吧？莫非又耍手腕出去销魂了三天？
由于读懂了她的意思，她那些假亦真的表演便显得荒唐、可笑与庸俗不堪。是的，表妹是经常耍一些小手腕，但这次不是。我文不对题却肯定地说，之后便不屑再回答她没完没了的“关怀”。
这样的女人必这样：我越不回答，她的疑心越重。
2
疑心重虽不再象过去那样撒泼，但仅没完没了的唠叨就足以让你受不了。不要不信，女人的唠叨当真象一把刀，可以挑战男人的耐力极限——让人浑身冷嗖嗖的，虽明知刀不可能落上脖颈，心里却是紧张得要命，这感觉还真不如一刀切下去来得痛快。
不痛快，也必须默默地接受，因为父亲去世了，我不敢有哪怕是丝毫的疏忽与懈怠。这就是男人的荣耀。荣耀实际上就是压力，荣耀越高，压力就越大。
人的出轨，往往就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人的思维由于压力最活跃。所以，生存之道在于压力。只是压力是有限度的，必不可超出必要的限度，一旦过了限度，就会造成大脑的“假死”。
“假死”即空白，无色无形，任鬼斧神工也无法雕琢成形，任马良之笔也无法绘成颜色。
其时，人的感觉必是无边的寂寞与无聊，并伴有阵阵淡淡的恐惧。
“假死”不等于“真死”，真死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假死之后必有另一种生命现象出现，即漫无边际的回忆与想象。
我的回忆与想象显然已勾起了我曾竭力反对过的那些东西，而且迅速地摧毁了我自以为牢不可破的防线。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