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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责着，书记已读到了“一支笔”负责的那一部分，听着是这样的熟悉，且有几处明显地不通顺。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身子蓦地一振，顾不上继续听报告，便赶回了办公室。我把书记的报告跟上级领导的讲话作了认真地对比，原来他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级领导的讲话，几处明显不通的地方正是他曾改动过的地方，甚至连报告中的事例也只是简单地把事例中涉及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了本乡的。
那时的我还无法理解甚至想象这样的事实，又把过去的报告甚至工作方案尽最大可能地找出来进行了对比，居然全部如此。至此，我才彻底弄清了机关公文的奥妙，后来的经历也让我渐渐理解了这一做法——最上级的文件必定是经过全面的调研才做出的，不仅上级的精神不能违背，而且即使要在不违背精神的前提下突破原来的框框和格式也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乡镇这一级，也绝不会具备这样的实力和勇气。
然而，凭此即可获得“一支笔”的称呼并以此沾沾自喜却难免让人感到可笑，我恶毒地想，只要有上级的报告稿和小学生的作文水平，就可以写出同样优秀的乡镇领导的报告。
（四）4、5、6
更新时间20091019 6：25：41 字数：13783
4
具备了可能性的事情便一定能实现，“一支笔”此后不久便做了乡党委秘书但仍兼着“一支笔”的任务，又过了若干年，秘书提拔做了宣传委员，对自己从文的这段经历甚为自得，据说现在已做了乡党委副书记，常说自己的官已做到了尽头，对从文的经历却已是讳之莫深，倘若有人偶然提起，必定老大不乐意，莫名其妙地发火。
对这段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又觉不得不说的经历，我实不知应放到何处去说，只能暂且放到这里。
现在重新回到现实的顺序，且说当日散了会，副乡长把笔夹到笔记本的中央缓缓地合上，然后用左手指捏着，自然地平抬至腰略偏上的位置便始终固定不变地保持着这一恒定的姿势，踱着不急不缓的八字方步，目不斜视地离去了。
关于他的这一独具特色的姿势，有人曾臆测过，说可能是大学教授的走路姿势，用以彰显自己高深的学问。可我无数次地搜遍了记忆，并没有发现自己的任何一位老师有过哪怕只有一次这样的走法。
一番耐心细致地观察之后，某一天，我惊奇地发现，乡长居然也在持这种姿势走路，书记偶尔也是，凡是我能接触到的甚至在县电视新闻里能有幸一睹尊严的重量级人物都在持这种姿势走路，而且比副乡长更标准更规范更优雅。
据说，这种姿势来自于某位大人物，说是能够强身健体，他来我们县视察时走路采取的就是这种姿势，之后便流行起来了。
副乡长显然是在模仿乡长，他刚从县直部门分下来，没有多少农村工作经验，是乡长的崇拜者和坚定追随者。
乡长是由农村支书提拔上来的那种，虽无名门高校的资历，但确如副乡长所推崇的那样，有着娴熟的做人技巧和应对世事的经验，深受乡村干部的爱戴，隐隐有盖过书记的气势。
没有经历过实践历练的意志往往最不坚定，最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土崩瓦解以致于陷入盲目的必然无比热忱的崇拜。由于受了副乡长的感染，我曾一度对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的乡长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只觉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透着潇洒，连笑也是灿烂的，常常让我无缘无故地泛起坚定地追随他的愿望，尽管当时的我少有与他接触的机会，我甚至宁愿放弃自尊去巴结他。
他确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党员冬训的一天，副乡长安排我去一个村下通知。那时候的党员冬训都集中到乡驻地进行，各村的党员只能租住驻地村农户家的闲屋，由于房子紧张，该村便住到了乡水利站距离乡驻地大约有六七里地的一个供水站。
那天的风很大，总不会小于六七级吧，待我骑着自行车返回乡驻地时，已累得两腿酸软几乎要站不起来，恰遇上了急匆匆的乡长。我赶忙上前问好，他微笑着，声音柔和地问，这么大的风，干什么去了？
我忙答，副乡长安排我下通知去了。
他不解地笑了笑，说，怪事，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
是的，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只这么一句话，便足以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逢人便夸乡长的好，但我居然不识好歹地为副乡长掩饰着，说副乡长打不通电话，岂不知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副乡长。
对于乡长的好，所长却不这样看，他认为那主要是因为乡长掌握着乡里的平价农资，不过是小人一时得志。果然，我还没来得及给乡长留下多少印象，他便犯了事，揭发他最急的当数副乡长，副乡长因此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当然当时的副乡长也没有创造多少政绩，唯一不容置疑的事实，便是他模仿乡长走路的姿势已到了炉火纯青维描维肖的程度，连说话都在学着乡长无可奈何地说“忙透了”那句曾成为乡里最时髦的词句的神态和腔调，总让人觉得别扭。
当时的乡机关，连人们平日里碰面的问候也被“最近忙啥？”“忙透了”的对答所取代，似乎如果不忙便是最没面子的事。
当然，乡长出事后，仿佛有人在指挥似的，包括副乡长在内，所有这些习惯在一夜之间都被改掉了，继之又将被新的习惯所取代，这几乎就是一条定律，连扑克牌的玩法也由“够级”变成了“保皇”。
乡镇虽小，却毕竟是五脏俱全的一级政府，而只要有权力存在的地方，必定会存在着一定的潜规则。虽然当时副乡长散了会，与会者还是待他离去后才纷纷涌上来嘴里说着“欢迎”逐一与我握手，虽然我当时绝对保持着高人一等的心态，但我还是感到了羞怯。幸喜他们并没有多少话要说，庄重地握了手便玩世不恭地转向了所长，问：今天中午又有局了吧？
他们所说的“局”便是指免费的吃请，其时我尚不清楚，当时的“局”已演变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如果长期没有“局”，便说明你是最没用处的。因此，不少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去找“局”，实在没“局”，自己掏钱也要去设“局”，这种“局”一般都是要去张扬的，而且张扬的程度远胜于真正的“局”，当然自是要编排出一个掏腰包设“局”的痴傻呆来。
所长个头不高，已近知天命之年，或许由于靠一个人的工资供养了四个大学生的缘故，脸上的皱纹特别深特别粗特别密，反而显得实际年龄尚比他大一岁的让座老者更年轻。他话不多，两只不大的眼睛总在不停地眨着，给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他从不喊冤叫累，只要提及他的四个孩子就会眉飞色舞，掩饰不住的骄傲便会从心底和粗重的皱纹里溢出来。且不论他是不是一位好所长，但绝对是一位好父亲，一个忠厚长者。他同样戏谑地应对着，说，去吧，去吧，供销社饭店010房间。
与会者便问，当真？
所长说，当真。
本是玩笑话，却果如让座老者预言的那样，这帮人是开不得玩笑的，日后他们果真给拿来了发票，所长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但经不住他们的死缠硬磨只好给他们签单，签单总得有理由，居然以为我接风为由，我实在感到委屈。
这是后话，且说所长怕我记不住似地又为我介绍了一遍所里的人也就是所长所说的自己人。他说，这不是絮叨，他年轻的时候便有初次见面记不住人姓名的坏毛病，这是很不礼貌的，所以他总喜欢给初次见面的人多介绍两遍。
所里的人并不多，原有四位，两老两小，除了所长是正式干部之外，其他三位都是临时工。
所长依次最先引见的便是让座老者，他确非所长，人们之所以称之为所长倒并非全是戏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单位没有引起主要领导的足够重视，所长和两位年轻人便常年被借调去抓乡里的中心工作，所内工作自然便全落到了让座老者的头上。
让座老者是乡里时间最长的临时工，头脑灵活，处世圆滑，文字、材料、业务俱至上流水平，因为他能背过乡里明细到村的所有数字，对乡里的人事问题了然于胸，被称之为“活字典”。
由于凡是领导需要的数字，他顺口就能说出；凡是领导需要的材料，他从不耽搁，甚至有许多事情想到了领导的前面，经常为领导提供一些领导认为重要的必须的参考；凡是领导交办的事情，他必定按时完成，而且指定比别人办得漂亮，所以渐渐就给领导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只要有他在，所里的工作就不会受影响。
可惜他时运不济，总是错过转正的机会，不是嫌高小的学历太低，就是超龄。但他绝不随波逐流，在别人争抢着办学历时，独他不急，他常说，人的命天注定，强抢是抢不来的。
正是因了这些原因，自然便难驾驭。他常自封为“临协主席”，临时工们便跟着起哄。那时候，临时工由于在乡里占着非常大的比例，他们除了工资略低一些之外，享受着国家干部几乎同样的待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既如此，我们暂且让他姓林吧，为示尊重，叫“林老”。
“林老”，即后来与我竞争答辩的那位，在我做了所长之后，曾屡次给我出难题，但最终还是把精力转到了工作上。我问他，你何以能把如此多的数字记住？
他文绉绉地说，这就是实践的作用，只要你对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领导问及时，便可以随口说个大致的数字，反正领导也不清楚，但不可差距过大，而且必须说得肯定，否则便显得假了。
这一招果然灵验，其实领导也没有必要管得那么细致，原就是想了解个大概。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机智与圆滑，当他终于有所转变时，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且不去评论当时的孰是孰非，但一个担负着至关重要职能的单位到了如此境地，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