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你到所长家也不是白吃的，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到单位报销了二百块钱。那时的物价低，按那天的标准，足可以吃四顿，当真如此，岂非……
我竭力阻止自己去相信，我实在说不清，“林老”何以会如此锲而不舍地说这样一些话，或许只是如此随便地一说，但我当时的心态却是显而易见的。
说起来可笑，那时候，由于身份和学历上的优势，我看不清当时的形势而使自己加剧了丝毫不存在竞争的认识，我居然萌生了自己宜于从政的想法，继而甚至觉得自己或许天生就是从政的料，当然，所说的政仍可怜地局限在所长这一级别上。
这样想着，便当了真，遇有不顺时，常以从“林老”那里学来的“赶考的举子出征的兵”来鼓励自己。我在尽可能地获取信息，也希望听到更多的信息，并努力让自己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虽然仍偏向于听到一些恭维的话。
“林老”明显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的这一心态，经常说一些让我真假难辨的话，让我迷迷糊糊如在梦里，因为当时的我并没有多少判断力。
尽管所长的话最先让我形成了思维定势，而且带有巨大的惯性，他的话我照例多半不信，更不相信所长会如此低级趣味地去做，但毕竟经不住这种狂轰乱炸似地灌输，渐渐便产生了动摇，突然觉得所长当真不如自己想象中那样高大，隐隐约约便增加了点儿可憎的成分。
这是人思维上的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良好的第一印象往往能激发人的想象，把原本如此的东西通过漫无边际的想象逐步幻化至最完美的程度，并长期地保持着，用意志顽固地阻止着它的变化，一旦改变，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
意念中一闪而过的对所长产生的那时我认为大为不敬甚至有点儿恶毒的想法一经出现立即遭到了我思维定势的惯性抵触，我极力否定着，又不断闪现着，这种否定与闪现的争斗反而让这种日渐明晰起来，只能把我导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
那时候，我理所当然地无法接触到单位的财务去验证，既无法验证又因矛盾而具有如此强大的诱惑力，我便去向胖子和瘦子验证。
胖子掌管着单位的钱，他从不背后议论人的是非，在我自觉巧妙无比实是拙劣地问及此事时，他只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与其文化水平极不相符却因《说岳传》而极为流行的“莫须有”，此话后来被“林老”创造性地演绎成“模糊哲学”。
瘦子管账，他总是故作深沉，沉思了许久才总算说了一句“别去搀合他们，都不是好鸟”。
瘦子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他的人际关系远不如胖子好，尽管大家都在传胖子的心眼多，而且还有赌钱的恶习，我曾亲眼见过他“打靠拉杀”的潇洒。他很大方，从不过多地计较个人得失，赌钱喝酒都能放得开。或许正为此，我和多数人一样，还是希望多跟胖子交往。
瘦子则喜欢跟我交往，因为我不仅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且总能让他得到一些便宜。他喜欢攀亲戚，所以他亲戚特别多，甚至我的不少亲戚，他也多少能攀上点儿关系，我们之间似乎也成了亲戚。
他常表现出对胖子的不满，甚为不屑地说，充什么大方，早晚要出事。这让我明显感觉到他不能容人，或许就是“光棍不靠痴不靠”的那种人吧，尤其是在他与胖子的分工调整之后，他居然说了一句“这下权到咱手了”，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我做了所长后，始终没让他掌管过财务，不是他不具备能力，而是总担心他出问题。
果如他所料，乡长出事后不久，所里便出了事，其时我已调至乡工委。所里出事主要因为财务太乱，连最起码的账本都没有，而且除了“林老”，人人都在管账，人人都在管钱。但我还是认为在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出了事之后，胖子回家做起了生意，成就绝不亚于后来的瘦子。
我主持所里的工作后，信奉的是创业，根本不想介入原来这些是非，但“林老”在主持工作期间，巧妙地回避了这些矛盾，把是非理所当然地推给了我。
此时的三人因经济纠纷已变得势不两立，每个人都在宣称，不为经济，只为人格而战，最终甚至惊动了检察机关。
问题处理期间，所长劝我，一定要站稳立场。我自然明白他所指的立场，但我不能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我自问做到了问心无愧，尽管感情上我还是偏向了已可怜兮兮的他。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谅解，在他接受了提前退休以工资逐步还债的处理后，他变得对我不理不睬，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满是怨毒的目光，连曾经联系密切的同学也从此断了音讯，我几次主动写信联系都没有回音，最后他托人捎口信给我，说他爹就是我害的，他因经济原因勉强才读完了大学，让我好自为之。
啰嗦了这么多还没说到烟酒，兄弟们一定等急了吧？千万别急，事情的发生总是有背景的，如果不把这些背景说清楚，往往难以体会其中的讲究。好了，别急，不再啰嗦，且说烟酒。
吸烟在我看来，是思想者的典型特征，点上一根烟，眼光迷离地盯向远方，无论思想还是不思想都透着一股无以言表的深沉和潇洒。
我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自高中年级开始便尝试着吸烟，后来渐渐凶了起来，一天多固定在二至三包的数量上，不吸至嗓子干痒仿佛便不过瘾似的，常常不间断地有强烈的恶心刺激得自己直想呕吐，感觉往往是扯心裂肺的。
与吸烟相比，由于小时候看惯了醉酒者的不堪，喝酒曾一度在很长的时间内被我看成恶习。我是容易走极端的人，凡喝酒的事和观念都被我顽固地排斥着。
不过，也别以为是缺少场合，乡镇这地方虽小，却并不缺人们现在所称作的场合。那时候，乡镇干部凭规定数量的粮票吃住到农民家里的工作生活方式，早在我毕业大约五六年前，悄然地被村级集体统一接待所取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央明令禁止村级应酬接待。
所谓接待，即是乡干部到村级开展工作又叫作“下乡”，伙食由村集体负担，用餐地点多选在村干部家里。
到我毕业那年，这种接待已经变得那样理所当然，尽管乡政府意识到了接待的愈演愈烈，再三制定标准和限额，却总是屡屡无可奈何地被破坏着，似乎这种破坏同样是那样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容易触犯众怒的事儿，犯了众怒，民主测评可不是闹着玩的。
安宁人历来有好客的传统，对于这种接待，刚开始连普通的农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无可争议的，自家来了客人尚需接待，更何况集体？
这种感情是朴素的，是对不从细微处着眼便难以辨出与普通群众差别的穿中山装的乡干部感情的延续，只不过不再把他们看成轮到谁家就会比赛似地争抢着把只有过年才能够吃到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的自己人而变成了客人，毕竟兜里有钱了，人的生活变好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直到他们感觉到自己逐年加重的负担被过多地用到了接待上，才把这种接待作为一个攻击的对象，如果不是藏有猫腻地过多过滥，即使有了中央的禁令，他们在心理上仍是可以承受的。
既然是接待，安宁人绝不随意，必有烟酒，尽管与稍豪华一点儿的场合相比，这种接待是低档次的，但绝对是他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最高档次，对他们来说，甚至是奢侈的，只有这样才能待客。
安宁人喝酒，就象安宁人做其他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一样，也讲究理由，有理由才会真正地去喝酒。根据这些理由，大致有婚酒、丧酒、小孩百岁酒、接风酒、饯行酒、待客酒、新房酒、乔迁酒、开业酒、答谢酒、邀请酒、辞行酒、正月期间的你邀我我邀你的罗圈酒等一十三种酒是必须要喝的，其中最常见的当属待客酒，也就是安宁人接待乡干部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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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的地方必有酒文化，要研究一个地方的酒文化，最直接的莫过于去关注酒场的流行语言。安宁酒场的流行语言几乎能够渗透到喝酒的所有具体环节，譬如“有酒不喝不对，喝酒不醉不对，喝酒忘了主次更不对”“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另掂对”“人有多大胆，酒有多大量”；倒酒不叫“倒”，而叫做“满”或“填”，填酒不满得罪人不浅；满了酒，便要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通常的“劝”并非一饮而尽，往往叫做“升升”或“上上”，取意“更上一层楼”，于官于商于任何阶层普遍适应，而绝不能叫做“喝”或“下下”，“喝”太土，“下下”则不吉利难免败了酒兴；对于主人的殷勤相劝，自要有所表示，常说“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干”；酒量的限制则以尽兴为原则，最流行的通常是“能喝二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重用”。
对于酒后的表现，更有一些极为形象的称呼：不能奉陪到底的逃酒者称为“虫”，酒后倒头就睡者叫做“猪”，又蹦又跳者叫做“驴”，只说不做者叫做“虎”，只做不说者叫“龙”，既不说又不做者叫做“仙”。
喝酒必要有一定的氛围，安宁人同样注重讲究喝酒的气氛，通常的做法有“划拳”、“猜宝”、“翻扑克牌”三种。这三种方式原都属于赌博的方式，被安宁人灵活地运用到喝酒上，当真对酒场气氛的调节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划拳”不需要任何道具，兴之所来，只要有人提出便可进行。提出者叫做“庄”，两个人嘴里喊着“哥俩好”“五魁首”之类代表着数字的专业术语的同时，必须去伸手指，喊的数字恰好是两人手指数之和的便算赢，输者便罚酒一杯，倘若庄家输便要罚酒三杯。如果庄家对自己的拳技有足够的自信，还可以于酒场中的所有人逐对厮杀，叫做“通关”。正因为简便易行，“划拳”在安宁最流行，即使父子也常常划几拳，只是对方若是小辈，在不经意间喊出了“哥俩好”时，父辈便常喊“亏也，亏也”不止，酒场无父子，父辈输了“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