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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起初是个爱国主义的热切宣传者，最后却陷在一个社会上或意识形态上都“不成问题的问题”中。这也是他的写实主义所产生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套用“北平哈姆雷特”祁瑞宣的话，就是“生与死，爱与恨，笑与泪，爱国与战争，都像一对对的双生的婴儿，他认不清哪个是哪个，和到底哪个好，哪个坏！”（61）。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犹疑之感反而成为老舍对战争以及战时文学最真切的告白。
【注释】
（1）老舍，《茶馆》（北京：中国戏剧，一九五八；成都：四川人民，一九八〇，重印）。
（2）老舍，《八方风雨》，收入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3）同前注。
（4）萧伯青，《老舍在武汉、重庆》，《新文学史料》二期（一九八六年五月）。
（5）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石家庄：花山文艺，一九八五）。
（6）老舍，《闲话我的七个戏剧》，收入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有关老舍在战时的活动，参见马小弥，《试探老舍对抗战文艺的贡献》，收入孟广来等编，《老舍研究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一九八三）。
（7）老舍在美期间曾写过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由郭镜秋（Helena Kuo）译为英文。然而此书的中文手稿却遗失了。与《四世同堂》最后一部分的情況一样，这部小说后来是由马小弥于一九八一年前从英文翻回中文的。近年来，老舍的部分战时作品又被发现了，如《小人物自述》就是一例。可参见这个作品在《十月》一期（一九八六年一月），页二一八的重刊；同前注。一般认为这部作品是《正红旗下》的前身。
（8）例如，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一书中的评论。
（9）Vicente L。Rafael，“Nationalism，Imagery，and the Filipino Intelligents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ritical Inquiry 16。3（Spring 1990）：592。
（10）此处乃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主义是文化产品的概念。将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视为文化产品，亦即反对将其本质化（essentialize）；我们观察老舍表面上义无反顾的爱国修辞隐含的怀疑，这个看法因此特别有启发作用。参见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亦可参见Homi Bhabha，“DissenmiNation：Time，Narrative，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in Nation and Narration，ed。Homi Bhabha（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0）。
（11）梁实秋，《编者的话》，《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卷四（上海：上海教育，一九七九）。
（12）例如，参见罗荪，《与抗战无关》，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卷四；宋之的，《谈抗战八股》，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卷四；张天翼，《论无关抗战的题材》，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卷四。
（13）老舍，《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收入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册。由于张道藩等人的居中斡旋，此信并未公开发表。直至一九六一年这封信才在罗荪的《〈抗战文艺〉回忆片断》（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卷一〕〔上海：上海文艺社，一九六二〕）中发表。
（14）录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收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下册（北京：作家，一九五六）。
（15）例如，参见李欧梵的描述，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16）侯健，《梁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联合文学》三卷七期（一九八七年五月）。
（17）Ranbir Vohra，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8）老舍，《赵子曰》（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八）。
（19）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
（20）老舍，《我怎样写〈二马〉》。
（21）老舍，《猫城记》。
（22）老舍，《茶馆》。
（23）舒乙，《老舍最后的两天》。
（24）同前注。
（25）例如，参见尹雪曼，《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台北：成文，一九八〇）。亦可参见老舍，《我怎样写〈火葬〉》，收入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26）老舍，《我怎样写〈火葬〉》。
（27）同前注。
（28）同前注。
（29）参见鲁迅在《溃败》译本中的道论与跋语，收入《鲁迅全集》卷一八（北京：人民文学，一九八一）。
（30）连老舍本人也承认自己不太会写女性角色。参见《我怎样写〈赵子曰〉》。
（31）尹雪曼，《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
（32）例如，参见老舍，《火葬》（上海：晨光，一九四四；香港：汇通，一九七五，重印）。
（33）例如，参见老舍，《火葬》（上海：晨光，一九四四；香港：汇通，一九七五，重印）。
（34）同前注。
（35）同前注。
（36）老舍，《我这一辈子》，收入《老舍文集》卷九。
（37）老舍的表哥“福海”很可能是该老巡警的角色塑造的模型之一。参见老舍，《正红旗下》。
（38）老舍，《八方风雨》。
（39）老舍，《“火”车》，《老舍文集》卷九。
（40）同前注。
（41）老舍，《“火”车》，《老舍文集》卷九。
（42）老舍，《浴奴》，《老舍文集》卷九。
（43）老舍对《战争与和平》称赏有加，可参见《我怎样写〈火葬〉》。
（44）舒乙，《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城》，收入孟广来等编，《老舍研究论文集》。
（45）Ranbir Vohra，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46）老舍，《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上海：晨光，一九四六；香港：汇通，一九七九，重印）。
（47）老舍，《闲话我的七个戏剧》。
（48）老舍，《偷生》。
（49）老舍，《偷生》。
（50）老舍，《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上海：良友图书，一九四六；香港：汇通，一九七五，重印）。
（51）同前注。
（52）老舍，《惶惑》，《四世同堂》第一部（上海：良友图书，一九四六；香港：汇通，一九七五，重印）。
（53）老舍，《偷生》。
（54）老舍，《偷生》。
（55）Ranbir Vohra，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56）老舍，《饥荒》，《四世同堂》第三部（香港：文化生活，一九七五）。
（57）老舍，《偷生》。
（58）参见Paul Bady，“Death and the Novel：On Lao She’s Suicide，”in Two Writer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ed。George Kao。
（59）舒乙也注意到老舍之死与祁天佑之间的列比。参见《老舍最后的两天》。
（60）老舍，《饥荒》。
（61）老舍，《饥荒》。
第六章 批判的抒情
——沈从文小说中现实的界域
《记胡也频》书影
沈从文（一九〇二—一九八八）的生平与创作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最为迷人的一些面向。沈的早年生活中充满了乡野经验和坎坷冒险。他出身湘西行伍家庭，少年即效力于军阀部队（1）。但就像许多城市青年一样，这个来自乡下的小兵也受到五四的启蒙。一九二二年，他一路闯荡到北京，开始文学生涯。在北京，沈从文最初结识了一批浪漫作家，如郁达夫、徐志摩、丁玲和胡也频等（2）。他曾与丁玲、胡也频一起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后来又牵连到胡也频被捕和死难的所谓“五烈士”事件中（3）。令人意外的是，在文人圈中沈从文最终却以一个精致的文体家和敬谨的和平主义者而知名。他没有亮出浪漫的姿态或是鼓吹“进步”思想，而是返身回顾、致力书写家乡的山山水水和人物风俗。他没有发出礼教吃人的吶喊或是经营个人的癖好；相反，他却在大变革的前夕召唤对乡土中国的诗意想象。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当他的好友丁玲终于皈依“革命文学”时，沈本人已出落成为一个抒情文体家，乡土主义者和政治上的“保守派”。
然而这三个标签——抒情文体家、地方代言人和政治保守派——却容易误导我们对沈从文的印象。它们简化了（如果不是完全抹杀）沈其人与其作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及前卫性，以致将他塑造成一个“风土”作家，或是向往原始主义的鲁索式人文主义者。时移事往，我们早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三个标签。潜隐在沈从文的抒情地方主义下的理论与形式动力，以及他们所透露的现代性，必须重被发掘。我认为尽管在大多数作品中，沈从文表现出一种幽谧宁静、心向“自然”的姿态，他的写作其实响应了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动荡不安的文化/政治局面，其激进处并不亚于台面上的前卫作家。他的作品应被理解为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而非例外。
《记丁玲》及《记丁玲续集》书影
我把沈从文置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