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教、信仰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全心投入某种新行业、献身爱国革命，这些都能帮人找回自我形象。没有了知识勇气，简直就不可能存活下去。
以上便是民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适应新环境的创痛。他们对日本既已完全绝望，就转向欧美去寻找拯救中国之钥。这个任务使他们率先倡导二元文化政策（biculturalism），因为中国人到东京所感受的文化冲击，比起到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的感受，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国会于一九〇八年决定以美国的这一分庚子赔款大约一半之数（一千二百万美元）来资助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中国政府便开始实施送学生到美国深造的计划，设立清华学校（一九一一）为预备学校。一九二九年间共派遣一二六八名留学生至美国。一九二四年间，美国又将赔款的另一半（仍由中国政府支付）指定赞助中华基金会。该基金会由十位中国受托人与五位美籍受托人组成的董事会主持，拨发奖助学金给私人的研究及教育计划。此时期在美国深造过的中国年轻理工学者，于一九二四年组成了“科学会”（Science Society）。不久，科学会的期刊就成为新式读书人普遍抱持的希望的代表，这个希望即是，科学与科学性的见解可提供一个公认的解答中国问题的方式。
此外，截至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境内的上百所教会中学合并而升级成为十多所教会学院或大学，通常是在美国成立校董组织，教职员中美籍的都有。但美籍人员的住宿条件比较好，而且薪水是由美国的董事会发。这些美式机构都受治外法权的保护。像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在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间教育了各港口都市里新兴中等阶级的子弟。
天津有一所著名的私立的而且是纯粹中国出资的学校，即是张伯苓在一九〇四年以后开始主办的南开中学、学院、大学。经费大都来自当地中国家庭。中国的慈善事业另外还资助了厦门大学，以及上海的两所学院——天主教震旦学院（一九〇三建校）和复旦大学（一九〇五）。
但是，不论那一所私立学校都不如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教育中心出色。这儿本来是专为培训官僚或替旧官僚换装新门面的地方，到两个人来担任校长以后才改观。一位是一九二一年的严复，另一位就是一九一七年上任的蔡元培。蔡原是清末的翰林，曾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他是袁世凯时代流产的内阁中第一任教育部长，后来到德、法研读了五年。为了培养北大学术思想之多样，他广招各方人才，而且坚决反对政府干预教育。他邀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在巴黎期间便受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吸引，回国后主办了很有影响力的议论期刊《新青年》。陈在北大时曾为提倡科学与民主而领导抨击儒教及其一切恶行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
日本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二十一条件”，企图把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的目的虽未达成，此一事件却结束了以日本为中国改革榜样的时代，加强了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就在此时，提倡新知识的读书人为自己确定了新的角色——不做官，回避政治，不再循前辈的取向，以便检讨旧式的儒家价值观与制度，摒弃阻止中国前进的东西，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出新文化的元素。
新文化运动（New Culture Movement）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文字工具。二十世纪中国文字系统大体上仍是沿用公元前二百年前后造的字。每个重要的用字都已经变成像洋葱了，有无数层不同的用意，都是千百年来不同用途累积而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拉了文pater如果保留其在古罗马
时代的字形传至现代，可以用来表达的意思（也许还要并以别的字）可包括父亲、爱国主义（patriotism），父系血统（paternity）、（基督教）教父神学研究（patritics）、祖传财产（partrimony）、赞助（patronage）等等。因此，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指那一个意思，必须看其上下文才能
确定。也因此故，必须晓得古拉丁文的原文。这种情况使文言文不能成为便利小学生解答人生问题的工具；它本身已是生活中的难题了。如果不下苦功把文言学通了，就休想进入上层社会阶级。普通人办理日常事务用的语言，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用的少数人才懂的言辞和艰深的引经据典，要容易得多。
文学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用白话文来写作。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采取了这个步骤，即是，用各国本地语文取代拉丁文。新教的传教士是履行此步骤的先锋，用白话中文的圣经向一般百姓传教。对新一代的读书人而言，推行白话文的时机已成熟。领导白话文运动的人物是胡适，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康乃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主张以白话文为学术论述及其它一切沟通方式的媒介。许多人都加入这个否定文言优于白话的革命运动，白话的运用迅速普及；古文的专制就此被推翻。
追随杜威（John Dewey）而讲求实用主义的胡适，也是提倡以科学方法思考批评的主要人物。科学在工技研究上的价值早已不容置疑，将科学的思考方式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上却是跨出了一大步。新式学术研究猛烈攻击上古中国史的神话传说，重新评估古籍的来源。此外也研究中国民俗，重新衡量明末与清代白话小说的文学价值。科学方法的批评研究十分早熟，因为有清代考证学的成就先铺了路。
新文化运动的创造力，要放在其历史背景中观察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高傲文明之中原来隐含的野蛮性。奥匈帝国、俄罗斯的沙皇帝国、日耳曼帝国先后崩溃。威尔逊总统宣告了主张民族自决与开放民主等原则。数种社会主义思想、妇女解放、劳工与资本家相对的权益等各种观念传遍全世界，也涌进了共和政体中国。在古老中国社会里仍只占着顶端薄薄一层的中国知识分子菁英，本能地担负起理解并评价变迁的外在世界的大任，同时也努力重新评估中国自身的固有文化。
五四运动
挑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事件的，是凡尔赛和约将山东原德国租界移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引起北大及北京其它学校约三千名学生到故宫前面的天安门集体示威。学生们烧了一名媚日阁员的住宅，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方攻击了学生，学生于是通电各地学校一同罢课，并组织爱国行动队伍，四出散发传单。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等地也都发动了示威。有几名学生在示威行动中丧命，不少人受了伤。被捕的示威者很快就把各个监狱塞满了。
同年六月间，各大城市商人关店罢市响应，使抗议情绪扩散更广，导致抵制日货行动以及与日本居民冲突。有一年多时间，爱国学生持续鼓吹将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摧毁，成效相当可观。同时，最具影响意义的是，新近成立的工会也发动了罢工，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抒发国家民族情感最大规模的示威。
这次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其发动者是知识分子，他们使科学和民主等新文化概念与新爱国主义会合而成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这一代读书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能积极担负起决定中国命运的重任。他们甚至开始透过其学生组织与一般民众接触。
在知识分子动员中，文学界以新白话文写作的小说等带头示范。大多数作家都有很高教育程度，而且出自上层阶级。其中主要人物多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在都市中贫困度日，而且经常受警察骚扰。他们的读者多半是都市中的学生，和他们一样卷入了社会革命。这些作家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主张个人表现自我，包括性的自由在内。有些前进者的浪漫个人主义和自剖——以第一人称叙述或日记体畅所欲言，足以令严格的儒教规范震惊。
一九二〇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生于浙江一个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家庭，考过秀才，在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读过理科，到日本又改读医学，最后决定以文学为改革社会的事业。他开始成名要等到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讽刺小说《狂人日记》之时。故事的主人翁在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书申，从字缝中看见处处都是“吃人”二字。鲁迅还说，中国文化是服事主子的文化，群众痛苦的代价换得的是主子的洋洋得意。
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在他们办的刊物《新潮》中倡导中国的“启蒙运动”，驳斥儒教家庭束缚是奴役，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学生们就成立了演讲社，以进行对一般民众的倡导。此类学生活动有激进者加入，一心要“救中国”的张国焘便是其一。
就这样，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生、作家，有一部分人士投入了文化斗争，要废除旧中国的老旧恶习，为新中国建立新观念。这些要做领导者的人却面对一个重大障碍：中国的二阶层社会结构，亦即统治阶级与平民大众二分的事实。新兴的菁英阶级能够与一般民众沟通交流吗？这些新的指挥者会不会跑得超前他们的兵丁太远？
中国中产阶级兴起
可以与学界社群自治相提并论的，是都市生活中功能集团（functional groups）的新的自我意识。最近的相关研究显示，上海与北京市内兴起的机构组织都是新与旧、中与西合并式样的。
上海的刚成形的中产阶级，是由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起步的。一八四二年以后，广东的行商掮客由买办接任，按契约替外商处理贸易中涉及中国的事务。外国人处理货运、保险、进出口投资，买办的利润来自外商付的佣金、经手资金的利息、代理财务的酬劳，以及他们自己投资买卖的盈利。因此，中国境内外国银行的买办掌握了与中国“本土”银行交易的厚利职权。
上海买办最初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