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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论反对先驱考古学者——多半是西方人——早期的主张。其主张是，经由中亚渗透过来的中东影响给了古中国步向文明绝对必要的推动力。较后来的看法是：古中国文明是从华北这一个核心区形成的，夏商的发展是独特的，按何柄棣所说，是「东方的摇篮」。新的证据也对这个说法不利。必须承认，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周代史书以及一九二○年以后的出土遗址，足以让「三代」稳居中国古史的舞台中央。但是整个东亚地区的考古挖掘，虽然刚开始，已经揭露了长江以南、中国东南海岸、越南北方相关联却各不相同的陶器文化。
夏商国力的来源之一是其血缘关系加诸社会的秩序与宗法制度造成的阶级划分，即是，延伸出来的宗支必臣服于父辈的宗系。每一个人都有其在家族中应居的位份，宗系间一层层的尊卑主从关系溯至最尊，即是在位的君主。统治者的至尊地位，系于他在使用青铜礼器的祖宗崇拜以及运用战车与青铜武器的征伐之中的最高权威。在这阶级划分已很森严的社会中，帝王殡葬时还要用活人陪葬。
换个角度来看，在无甚航海活动的情况下，贸易与工技革新对于中央政治权威扩展而言，似乎相当次要。考古学家的这项发现，西方历史学者不大容易理解。西方历史，尤其是地中海历史，早已烙下的证据印痕是，早期的邦城都是在贸易航线上兴起的，帝国也是凭控制商贸——尤其是海上的——而强大。古代中国缺乏海上贸易，以致商人不重要，商贾身分不受尊重。也因此故，秦与汉的统治者上台以后，比较不难控制地位渐渐升高的商贾。
末了，统治者的至高地位，不但系于他一人独揽礼祭与作战时的领导大权，甲骨卜辞与史料的书写也是由他主导。商代文字系统已经有「主词——动词——受词」的语法，中国造字依据的象形、指事、形声等基本法则也已出现。中国字最初为象形文，如「木」指一棵树，「林」指丛树，而「森」指森林。中文的「一、二、三」也比英文字的one，two，three要简单易识。又如「囗」（ㄨㄟˊ）是包围、环绕之意，写小了就是「口」，可以指嘴，也可用于「洞口」、「入口」、「港口」等词。
只凭象形原则（如木、林、森）可造的字有限，必须进而从字音上设法。因此，大多数中国字是有偏旁的组合体。通常单字的某一部分指义，另一部分表声。
兹举例说明。由于中国字都是单音字，总共不过四百多个字音，常会遇到音同字不同的问题。像英文字的soul（灵魂）与sole（鞋底）以及all（全部）与awl（尖椎），也是同音不同字。以「东」为例，与「冻」和「栋」是同音的。造字者便是取「东」的声，加上「冫」的偏旁就成为表冰冷的「冻」；加上「木」字旁即是造屋的「栋」梁。
这个例子很简单。其实中国语文都不难，难的是要记的字太多，字的用法涵义也太多。后代文字学者要编纂字典的时候，不能用拉丁字母这套简便的排列法，必须研究出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将所有的字依部首归类。不过部首查法用起来不如二十六个字母的查法明白快速。商代文字已经有木、口、心、手等部首归类。从一开始，政府掌理造字书写的大权就握于帝王之手。而文字主要似乎是为因应宗法秩序与政府统治的需要而生，为商贸服务的动机较小。
我们若将司祭巫者、战士、刻写卜辞者、氏族宗主、监督技艺工匠者汇集，就可看出后代统治阶级士人菁英最初的发展雏型。政治的治理方法利用了礼仪、艺术、作战、写作、亲族关系，这些都是组成文化理念的要素。下面一步即是，将未认可中央政府至上权位的部族指为蛮夷，以断定中土文化之优越。因此，中原四周的异族分别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直至十九世纪晚期，官方仍以「夷」指从海上来的西方人）。自从有了以「中国」称呼统治「中原」者的定名法，也就有了这种「中」、「外」分明的观念。周代纂辑的四书五经特别注重如此的定位，以致中西历史学者常把「三代」时期的中国描述成一个「文化的孤岛」，四周是欠缺中国文化所含文明特质的一片「蛮夷」汪洋。
新的考古数据却显示，情形并不这么单纯。西周因为已经和北边西边异族融和，在中原自居文化盟主的时候，便可驾轻就熟地容纳文化差异。其步骤不是直接用武力征讨，而是以中国生活习惯统治方式为基础的逐步同化。政治区的划分上，文化依据也重于版图的依据。
我们从读史知道，「夷狄」自古就在中国的边境上出没。由此应知，四夷自始就是政治体系里的基本项目。我们不可忽视，古中国有认为文化与现世权势当然共生的看法。向某朝的统治称臣了，就必须接受其礼制以及授予当朝治人天命的宇宙论。不接受这种政治化了的文化，就不足以为中国人。不过如果是生来就使用中国语文的人，四书五经和言谈中用的词语可以大致笃定他已经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也普遍存在显然类似的生活态度。
青铜时代夏商周三朝中，增强国力的任务乃是要不断谋求更多人顺从接纳中央当权的王朝。统治者以社会结构顶峰、祖先崇拜宗教主祭者、赏罚裁决者、公共建设与战争以及文学之领袖的身分运作。在其无所不能的身分中，张光直还强调统治者「一人独有的通天地鬼神」的资格。结果是，统治者一手造成了文化的整体统一性，这个整体统一性即是在单一共同国家内政治统一的基础。中国当然不是将此种统一性视为理想的唯一国家，许多古代帝国都追求过这个目标。但是中国孤立的地理环境一开始就使这种理想更能行得通，后来也更易获得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以上的考虑也许夸大了，却也代表中国考古学呈现的一件重要事实。即是，在有文字记史时代之始，中国人已经达致某种程度的文化同构型以及与外界隔离的连贯性。这是别处都没有的。而农业、工技、商业、军事、文学、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都以整体中从属分子的姿态一同配合。
然而，早已惯知近代民族主义情操的我们，如果现在持有古中国是萌牙期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可就错了。我们不如引用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观念，将古中国看作近似西方基督教世界（法、英等单一民族国家是在其中共有欧洲文化的从属政治单元）。再者，因为我们已经太清楚二十世纪极权国家总揽一切的权威，最好避免贸然作时序错误的判断而指商周帝王的特权不可避免地促致某种极权政治。我们不妨照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64）的说法，称之为以「机关制度」（officialism）治理的政府。如史都华·施蓝姆（Stuart Schram，1964）曾说：「政府自始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力量，而楷模行为、仪礼、道德、教化在中国从来都被认为是治理的手段。」我们只需再加上一句：礼教运作之外，统治者也独揽军事强权的运用。
第2章
首度统一：帝王的儒学
王朝的功用
自古至今，人类世界中的统治者大多来自各个王朝家族。亲族关系形成自己人的网络，以支持当权者（或其对手），并支持可解决（或质疑）具激烈争性继位问题的某个原则。然而，欧洲的各个王朝，如法国的卡佩王朝（Capetian，987～1328），英国的诺曼（Norman）与金雀花（Plantagont）王朝（1066～1485），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s，1273～1919），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1613～1917），都不曾统御像中国这么辽阔的国土，也未掌握过这样集于中央的权威。以统治机制而言，中国各重要朝代是独具一格的。日本、印度、波斯也都未出现过在规模与权力上可堪比拟的政权。西汉刘氏共传位十三代皇帝，东汉共十四位。唐代李氏延续二十三位皇帝，明代朱氏十七位，清代爱新觉罗氏则有九位。（见表1）
欧洲的王朝与之相较，只算是基督教大集团范围内分据地方的君主，各自统治着地区性的王国。正如谢和耐（Jacques Ger）所说，十七世纪末期，第一个近代政府——法国——刚组织起来，中国却早已是「由一个统一行政体系治理的中央集权帝国」了。而且东西方帝王的格局也不同。以近代欧洲为例，法、俄、奥匈帝国、德、英诸皇，加上罗马教皇，曾同时一起写历史。中国理想上全天下只有一位人君，如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一般。而事实上大部分的时期确实如此。
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作判断。例如，欧洲人的音乐、艺术、工技、哲学、宗教可能是全部或部分由别国传人，又如，欧洲君主治理的都不是自给自足的国家，也不像中国的「天子」那样，不论是法律、公理、道德思想、宗教、美术、军事、公共工程，凡事只有他说了才算数。
将中国历史按朝代划分，要比西方那样按世纪划分来得合理。毕竟，中国的朝代像美国总统的一任政府一样，是政治冒险事业，其中充满人的争斗、理想主义、尔虞我诈。比欧洲的一个个世纪具体清楚得多，世纪的划分法很少能把某运动或思潮从头至尾完全括入一个世纪的。朝代之连续乃是因为，即便在王朝空位期，仍有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趋向政治统一的冲动力。团结统一是非常强烈的理想，因为它可能带来安定、和平、繁荣。然而统一似乎随着历史的节奏摇摆难测。政权的盛衰，就像人和家庭一样，需要随时予以注意。
学生们对于古中国和古希腊罗马平行的连续历史局面，都有深刻印象。如先有一个哲学家的时代与多邦交战的时代，继而是统一与大帝国时代，以及帝国分裂与中央权威崩溃的时代。因此，孔子及其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