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潘景寅的死却是个难以下结论的问题。潘景寅死后，长时间没有哪一级组织或领导为他做结论，不少人怀疑甚至公开声称他是林彪死党。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谈到了“九一三”事件，他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小平的话，只能说是他的一个判断。但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话，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了潘景寅是“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民政部门发给了潘景寅的家属应有的抚恤金。（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６． 可靠的结论是什么
林彪座机究竟是如何坠毁的，这曾引起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专程回国向他报告坠机现场情况时，他就指示要切实弄清坠机原因。此后，他亲自到西郊机场，察看另外的三叉戟飞机。他还指示空军司令部组织专家组，给中央写出专题报告。空军专家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搞清了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９日，专家组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报告中专家组的结论是：
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２５６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２５６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２５６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２５００～６５００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８～３００页）
到坠机现场视察过，并回国当面向周恩来汇报过的驻蒙古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对专家组的报告评价甚高。他说：“这个研究报告作出的结论，我在若干年后才知道，感到十分欣慰。许大使和我们视察现场后，向国内报告的看法，以及我回国向周总理当面汇报中的分析，虽然是比较肤浅的，但并没有搞错。”（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８页）
对于林彪出逃事件的主要评论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从毛泽东、周恩来到中央其他领导人，震惊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们的评论，各有角度，但都极为精辟。
毛泽东谈得最多。他多次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的头。”（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０页）
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５日，周恩来在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会议上，用了４个半小时的时间，谈了林彪出逃事件的前因后果。他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对主席更加仇恨了，用了很多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五一节晚上，林彪上天安门城楼只待了５分钟。过去每次去天安门，他都是紧跟，拿着语录本，紧跟毛主席后面，从东到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这次他不跟了，对主席恨极了！这天，他本来是不愿意来的，叶群哭着在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你要是不去，咱们一家人都得死了！’‘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严重嘛。’林彪答应只来５分钟……林彪对毛主席是仇恨的，他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只要有土壤，他就酝酿一次阴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林彪的叛逃是逐渐演变的，发展的，‘九一三’事件不是偶然的。”（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５５～５５６页）
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后接见部分驻外使节时说：林彪事件的发生，既在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说“预料之外”，是指他和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跑。因查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心惊胆战，逃跑了。说“预料之中”，是指林彪一伙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阳奉阴违，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的批评帮助。对林彪，毛主席一直是保他的，事实也证明对他是仁至义尽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林彪最反感了，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的。
在说明“九一三”事件缘由的同时，周恩来对林彪本人的历史和变化过程作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他说：不能讲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４６～１０４７页）
朱德评论说：“林彪是自我爆炸的。他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搞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泽东主席，另立中央。我们党是有经验、有力量的党，他是绝不会成功的。”
邓小平在江西南昌下放，他听了林彪出逃事件的传达，愤愤地说了句：“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后来，邓小平评论林彪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６页）
陈云在工厂下放，他听了林彪出逃事件的传达，沉思良久，感慨地说：“想不到这个人干出这么没良心的事！”（朱佳柱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５页）
聂荣臻说：“林彪之坏，过去不曾预料。”“林彪最后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结果。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和改造，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展成为野心家，最后成了党和祖国的叛徒，以至自取灭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６４页）
“九一三”事件考证 第三章 迷雾·疑团·争论
前言
“九一三”事件发生至今已经３０多年了，尽管事件的性质和主要情节已成定论，但围绕林彪出逃的前因后果仍有某些疑问，在人们心头解之不开，挥之不去。
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疑团和迷雾，当初就客观存在，３０多年来从未廓清，也无法廓清，因为主要的当事人都已消失，死无对证；另一方面是由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了恢复，有些过去讲得不妥的地方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些过去没有披露的材料现在披露了出来。
另外，随着思想的解放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人们可以大胆地探讨问题，自由地发表见解了。随着对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评价、臧否不再成为禁区和罪过，随着人们对一代名将身败名裂所产生的惋惜、恻隐之情不再刻意掩饰，对林彪事件的关注自然就日见其浓了。至于某些个人受感情左右和自身利益的驱使，随便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议论，甚至故意散布迷雾，就更增添了弄清问题真相的复杂性。但无论如何，这些分歧乃至争论的实质和焦点，它所产生和导致的社会效果和最终结局，则在于重新认识、评价林彪，这显然是个事关重大、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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