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０点３２分，２５６号飞机强行起飞前后，位于北京专机部队大本营的领导机关也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专机师的师长正在指挥室为查禁２５６号飞机的事忙碌着，在师指挥室同样有一个标图桌，标图员头戴耳机把头埋在标图桌上，他已经从雷达给出的信号中，捕捉到了２５６号飞机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师长曾接到关于２５６号飞机位置的一个重要信息，标图员告知：飞机起飞后经过河北省迁安县上空时，航向３４０度。迁安县位于唐山市北偏东的方向，离唐山５０公里，离山海关机场约１３０多公里。这就是说，２５６号飞机０点４６分离开山海关机场约１２０公里之后，并没有稳定在叛逃的方向上，而是在３１０度的基础上又继续增加了３０多度，这时飞机的航向比后来稳定的叛逃航向３２５度还要大２０度，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康廷梓进一步分析说，潘景寅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已经转到了叛逃的航向上，“但他没有将飞机的状态改为平直飞行，而是继续转过了头，达到３４０多度，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转下去，就有掉转机头的可能。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但从航迹上可以看出，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调头往东，竭力回避叛逃的方向。”
康廷梓还认为，飞机航线的偏移问题也耐人寻味。按照常理，飞机坠毁地点应当在山海关到乌兰巴托或伊尔库茨克的航线上，但实际上，坠毁地点远远偏在了东边约１６０公里。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潘景寅搞不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已经偏移却不知道，只是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盲目往前飞；再就是有意为之，打定主意与飞机同归于尽。
关于是否不让林彪座机降落
这其实就是说林彪对外逃曾有过犹豫动摇，甚至一度萌生回心转意念头的问题，但最后是被“逼”跑的。
当晚，跑与不跑的主动权完全在林彪手中。他如果不下决心跑，是没有人能逼他跑的。如果他下决心从天上再返回降落，也一定能够降落。且不说周恩来通过地面塔台向飞机呼叫，说２５６号专机无论在哪里降落，他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就是不和周恩来说，悄不声响地在北京、广州、大连、山海关等机场降落，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林彪专机没有越境之前，中央压根没有下达“禁空令”，不存在“逼”他出逃的问题。
有人根据２５６号专机坠毁前曾由蒙苏边境折返，是向东南方向亦即中国方向飞，便得出林彪试图返回的结论，其实大谬不然。其一，向东南方向飞，是转弯选择地形，属迫降前的正常动作，因为飞机降落的规则是通场、一转弯、二转弯、三转弯，然后落地。其二，那时油料已经不多才迫降，如果返回中国，不是明摆着找死吗？其三，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２５６号专机企图由蒙古进入苏联国境前，曾与苏方联系，苏方警告说，不许入境，否则击落，这才使２５６号专机放弃降落伊尔库茨克的意图，改为就地迫降。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勉强。
不过，有两个情况却值得研究。一是前面提到的李文普最初交代的林彪在汽车上一度命令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阻止；二是２５６号专机出境前，在位于中蒙边境的贝尔庙上空转了一圈。仓皇逃命，按说应当抓紧时间，不顾一切地飞往苏联，为什么会转圈呢？转圈不会是选择降落，潘景寅很清楚那里没有机场，只能是越境前最后的思想斗争，只是不知道究竟是林彪还是潘景寅在进行思想斗争。（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２日空军参谋长梁璞谈话）
关于林立衡的报告及对林彪的态度
９月１２日晚林立衡几次向中央报告林彪那里准备出逃的情况，是有功的。这一点，中央一直是肯定的。她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身为那样一种地位，又是面对那样一种严重、凶险而又紧迫的情况，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但是，林立衡的报告和对林彪的态度，她前后说法却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一开始报告，林立衡用的是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挟持”这样的字眼。１９８１年年初“两案”审判结束时，林立衡给即将解散的全国“两案”办公室来信，说林彪是被叶群及林立果“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的。此前两年，她已经这么说。此后，她一直这么坚持。
早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林立衡知悉中央５７号文件将把林彪问题向全党公布，并对林彪事件定性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态：“文件对林彪等叛党叛国的批判和结论完全正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您的这一英明决策。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狗急跳墙，狼狈逃窜，自我爆炸，遭到历史的惩罚……”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８日，林立衡给周恩来写信：“林贼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林贼是一个伪装更加巧妙、手段更加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我们决定一辈子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直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仍收到林立衡给他的揭发林彪历来主张说假话、拍马屁和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言论和事实。
但是，到了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初，林立衡给江西程世清写证明材料时，便开始说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从此，她就一直这么坚持。
１９８８年春天，在林立衡的要求下，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见面时，林立衡再次谈了对“九一三”事件的看法。罗点点问她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罗点点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林立衡还说：“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和党内生活的种种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７页）
由于林彪一家林立衡是幸存者，又对林彪有较多了解，她应当提供更多的情况和材料。当然，前提必须是实事求是。这是最要害、最根本的，容不得半点自私自利和感情用事。
关于256号三叉戟上的黑匣子（1）
１９８５年１月８日，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杨达洲发回一条电讯，他辗转听到一条有关林彪座机坠毁的消息。据时任蒙古党中央某局局长的那木斯莱的妻子称，她是汉学家，从头到尾参与中国飞机坠毁案。黑匣子的录音她听了，机上人员在激烈争吵，跟地面导航站之间也有争论。过几分钟吵一阵，还有射击声。她断定飞机上有林彪，但苏联人不相信，后来他们要走了黑匣子。但是，对此说法，新华社驻蒙古的记者王义民认为完全是捕风捉影。
张聂耳的《风云“九一三”》一书中说，“飞机上没有黑匣子，黑匣子是后来才有的……”这不对。尽管黑匣子在当时还是极为稀有的，但三叉戟飞机上已经安装了黑匣子。澳洲记者彼德·汉纳姆１９９３年获准采访苏联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时，曾询问林彪座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回答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孙一先在自己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的书中也说：“至于更能进一步揭开２５６号坠毁之谜的飞机黑匣子，尚在俄罗斯当局手中。坠机死难者的遗体，包括身首异处的林彪、叶群的尸体，还有那些机上的遗物，俄罗斯和蒙古当局没有丝毫理由再继续扣压，应当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６４页）终有一天，黑匣子的解密能为研究林彪出逃提供新的材料，解开这个最大的谜底。
也许，果如克格勃将军所说，黑匣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据康廷梓讲，黑匣子是语音黑匣子，只能记录爆炸到半小时前的情况，以前的自动抹掉。但究竟黑匣子能否说明问题，前提是对黑匣子有个正式的结论。
十四、关于外国某些当事人的不同说法
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到他去世，还坚信坠毁的飞机上没有林彪。（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２５页）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蒙古拉哈玛大娘，对记者这样谈到当时的情景：那是个可怕的夜晚。凌晨，一阵嗡嗡声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吠。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５９页）
当年蒙古外交部次长、参与处理林彪坠机事件的永栋，３０年后打破沉默，对日本记者谈了林彪坠机的一些情况。他说：飞机一进入蒙古国境，为了躲避雷达，即实行低空飞行，但我国从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轰隆声响，我国是循声而追踪的。失事后，我们知道是中国军机，因为机内枪械散乱，死者多穿军服。“对于坠机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事实上并未遭到外界攻击，亦未有机器故障的迹象。也有说法指系燃料用尽，抑或过于低空飞行而与地面撞击摩擦等等，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显示这些说法的可信性，因为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