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将其击落了。
此说的背景是：当时中苏、中蒙关系紧张，两年前即１９６９年３月，曾发生过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过武装冲突，差点酿成大规模战争。有消息说，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而蒙古追随苏联反华，苏联在中蒙边界陈有重兵，林彪座机进入的方向远程警戒雷达、防空导弹阵地不少，离温都尔汗不远的军用机场还驻有苏联的一个航空兵师。据林彪座机坠毁现场附近的蒙古老百姓称，曾听到一阵“难听”的“嗡嗡声”，看到“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据此揣测，很可能是林彪座机被苏蒙导弹击中而坠毁。
有关林彪坠机的种种说法（5）
被导弹击落的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导弹先将飞机击伤，然后飞机在试图迫降时坠毁，而不是被导弹打得凌空爆炸。
这种导弹击落说还有一个重要根据：飞机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直径４０多厘米的大洞。（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４页、第３５９页）
（三）迫降失事说
此说是坠机现场中方勘察人员、军内有关专家通过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此说认为２５６号飞机的坠毁，是迫降失败造成的。在漆黑的夜间，在异国不明的土地上，又是在没有地面组织指挥的情况下迫降，是极其危险的。这一点，林彪座机的飞行员肯定清楚。但飞机之所以要实施迫降，也是万不得已，原因是油料不够，已经无法继续飞行。三叉戟飞机加满油为２１吨，９月１２日晚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山海关时，没有加满，只加了１５吨油。而林彪从山海关仓皇出逃时，由于急促，没有来得及加油。据估算，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油箱存油１２．５吨，从山海关到坠毁地点，共飞行约１２０分钟，耗油约１０吨左右，这样，飞机存油量只有２．５吨左右，而这时油箱还有一部分油，因为油泵抽不上来，不能使用。这样，飞机要为避开雷达继续低空飞行，最多只能飞２０多分钟。尽管坠毁地点离温都尔汗的简易机场只有六七十公里，如果到那里降落的话油量是够的；但由于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夜间飞行员很难确定自己的确切位置，加上这是一条生疏航线，飞行员心情紧张——一则因为仓皇出逃，技术方面毫无准备；二则属于偷越国境，担心被苏蒙防空部队击落，这诸多因素，决定了飞行员急于夜间迫降求生。正是由于地形复杂，心情紧张，机组人员不齐——专机机组原本９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但匆忙登上专机的机组人员只有４人：机长潘景寅和３名机械师——没有地面导航，迫降动作又没有做好，结果导致了飞机的失事。失事飞机的机头方向，是往回飞的方向。
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的莫罗扎姆茨对记者的披露：“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已经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莫罗扎姆茨说，他是在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聊天中获悉这一资讯的。
（四）机上搏斗说
此说认为飞机的失事，是因为飞机上发生了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而坠毁。
１９７２年１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他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把已经烧焦的林彪尸体整理出来，发现尸体上中了９颗子弹，呈蜂窝形。而在温都尔汗的坠机现场，也发现了散乱的几把手枪和多发子弹。这位记者和这家报纸的意思是想证明，机上有人得知林彪要叛党叛国，于是向林彪开枪，引起混战和搏斗，导致飞机失去控制，从而机毁人亡。（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４页）
（五）自杀殉职说
此说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驾驶员潘景寅身上，基于对潘景寅是位优秀的忠诚于祖国的飞行员的分析而成。
此说认为，潘景寅原先并不知道林彪要往苏联跑，他以为林彪要连夜回北京，或者去大连、广州。作为林彪专机的机长，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讲，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忠诚可靠的。平时，潘景寅当然是绝对服从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的，林彪、叶群、林立果让他往哪里飞，他就往哪里飞，不会打半点折扣。但当林彪、叶群、林立果命令他越过边界，飞往蒙古、苏联的时候，他动摇了。他很明白飞出国境意味着什么，很明白“苏修”、“蒙修”都是中国的敌人，也很明白叛党叛国这个罪名的极端严重性，那样不但会葬送他本人的政治生命，还会连累他的家人，使他们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家属。况且，林彪的叛逃会在国内外引起严重后果，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受党教育多年的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定横下一条心，不惜和飞机同归于尽，也要粉碎林彪叛国投敌的罪恶阴谋。于是，他采取了看起来是因油料不够而迫降逃生，实际上是用自杀殉职来报答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用同归于尽来中止林彪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壮烈行动。
此说有邓小平的一段话作根据。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按照邓小平的逻辑和推断，既然“同样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是个好人，可以英勇搏斗，那么２５６号专机上的飞行员也是个好人，也就不排除他采取自杀殉职行动的可能性。（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２页，以及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人民日报》）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1）
与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有种种说法的同时，对于林彪是如何出逃的，亦即林彪出逃的经过和心情，他是主动出逃还是被动出逃（乃至被挟持、绑架），是事先预谋出逃还是随机应变出逃，是镇定自若出逃还是胆战心惊出逃，是心存复仇希望出逃还是心灰意冷绝望只为避难求生出逃，也有种种说法。
（一）预谋已久说
此说集中反映在林彪出逃后的官方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中。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和平接班”的政变方式不成，继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又不成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以来同苏联修正主义相勾结的结果。林彪的武装政变阴谋，始自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其中１９７１年春的“批陈整风”期间一度要实施，而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决意下手。汪东兴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９～１８１页）由于林彪曾长期在苏联养伤，与苏联有特殊背景和联系，因此，他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有苏联的背后支持，而他出逃的目的地又正是苏联。其中说明林彪出逃有苏联国际背景的材料，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苏联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中央专案组整理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６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待到９月９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９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７９６篇。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二）仓皇决定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是关键时刻的临机决策，也是仓皇之间失去理智的无奈选择。
林彪、叶群、林立果原来估计，毛泽东南巡不会很早结束回北京，他到了上海，至少要住些日子，最快也要９月下旬回北京，只要不耽误回北京过国庆节就行了。想不到毛泽东一反常规，在上海不但没有住，而且没有下火车，而在由上海回北京的路上，连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都没有停，一路风驰电掣，急如星火，出人意料地于９月１２日午后提前回到了北京。连续６天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林立果闻讯大惊失色，明白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