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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还有一个广东海南人蔡劲军，他和胡靖安同样受到蒋介石的宠幸。戴笠在巴结、讨好胡靖安的同时，大拍蔡劲军的马屁，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戴笠是半途脱离黄埔军校的，按规定，应作自动放弃军校学籍处理，这样一来，对自己的前途就会大有影响。戴笠向胡靖安请求，再由胡靖安出面和蒋介石说情，戴笠的学籍才保住。
话说蒋介石此时在政治上的处境并不十分乐观，一方面，他虽在南京设立政府，但汪精卫也在武汉设立政府与之对抗；另一方面，在南京政府内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自恃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府立下汗马功劳，不肯对他称臣。蒋介石目睹桂系的势力日见壮大，尾大不掉，于是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剿灭桂系。
何应钦得到密令，并未执行，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暗忖：蒋介石与李宗仁实力不分上下，若要应战，没有必胜的把握，加之自己与白崇禧交情颇深，这命令还是不执行的好。
通过内线，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灭桂计划，迅速加紧各方面的反蒋势力，准备找准机会对蒋发难。恰在此时，何应钦因迟迟不执行命令，被蒋察觉，两人的关系日趋恶化。这机会给桂系抓到了，利用白崇禧与何应钦的关系进行挑拨，遂使何应钦倒戈，逼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顿失重心，于是又变成互相火拼、乱杀一气的局面。蒋介石则利用矛盾，挑拨是非，纵横驰骋，进退自如。等到汪精卫、胡汉民、新桂系杀得精疲力竭时，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的一股平衡力量。蒋介石于1928年1月复出后，交替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先后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领袖。至1928年3月7日，他先后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党政军大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痛定思痛，总结了8月“逼宫”事件的教训，认为没能及时制止桂系发难和何应钦“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制敌先机。于是，蒋介石决定成立情报组织，核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
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特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28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举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是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蒋介石的导师和密友陈其美之侄，20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曾留学美国。
除建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外，蒋介石同时决定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还准备任命数十名侍从为联络参谋。
得到这个消息，胡靖安念及戴笠平时拍马屁有功，有意给点好处于他，在蒋介石面前道：“校长，如果您要选拔情报联络参谋，戴笠倒是位不错的人选。”
蒋介石道：“你说的就是那个在骑兵营当学员的戴笠吧，他现在在干吗？”
胡靖安道：“正是他。他现在没有正式的职位，自动在外搜集各类情报，可卖力了。”
蒋介石此时所戴的假牙松了，用舌头在嘴里抵来抵去，弄好了，才与胡靖安说话：“这个戴笠还算乖巧，曾要求到我身边来当差，我没有答应。”
胡靖安道：“他对您可忠心了，在下面逢人就宣传校长英明伟大，是当代最优秀的领袖。”
蒋介石道：“噢，他是这么说的？嗯，这种人难得，大多数的人是当面说奉承话，背地里又是另外一套。好吧，我应了你的意思。”
几天后，戴笠果然被破格提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名单一公布，胡靖安就找到戴笠，拍着他的肩道：“老兄，祝贺。”
戴笠嘿嘿傻笑道：“多亏校长的提拔与栽培。”
胡靖安不悦道：“校长那么多人不栽培，怎么就偏偏栽培你一个？嗯？”
戴笠红了脸，低下头去。
胡靖安搭着他的肩，一边慢慢地走，一边道：“这一次本来是没有你的份儿的，因为你资力不够嘛，连军校第五期的毕业证都没拿到，就算拿到毕业证，一开始也只是少尉，可你一下子就成了上尉。比如和你一起被任命为上尉联络参谋的，有一位郑介民，他是什么来头？人家是第二期毕业生，毕业后被校长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又毕业了，无论资力、学历，你都没法跟人家比。”
戴笠已经听出胡靖安的言下之意，忙道：“我知道一定是胡副官在校长面前力荐，古人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此大恩，戴笠将永远铭记于心，将来一定报答。”
胡靖安这才大度地摆摆手，道：“也没什么，我不过举手之劳。最主要还是你有这个能耐，不然我再力荐，校长也不会听的。我这人其实心地是很善良的，只是嘴臭了一些。唉，人太直爽了也不好！”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新任的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无非说了一些情报工作很重要，你们都是我的耳目之类的话。
由于胡靖安的提醒，戴笠便有意和郑介民接近。一开始，两个人并不熟，见了面打个招呼，郑介民不善言辞。
戴笠凭着自己的如簧巧舌，给郑介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蒋介石的官邸出来，戴笠就与他攀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
戴笠道：“走，介民兄，去街上喝杯酒，我做东。”
郑介民生得比戴笠魁梧，国字脸，厚嘴唇，一字眉，眼睛不大，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与戴笠的活泼、好动截然不同。
两人在邻街的一家小酒店坐下喝酒、聊天，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身世。
戴笠很快了解到，郑介民字耀全，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1897年），比自己小几个月。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人，出身贫寒，兄弟四人，他是最大的。因幼年丧父，兄弟又多，家无田产，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岁时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学徒工，收入微薄，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每月收入稍多，还能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郑介民便一心想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学邢森州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便投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学校，并积极复习功课，准备继续报考黄埔军校。当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报考，总算被录取了。从此决心发愤读书。
说到此处，郑介民感慨道：“唉，一个人如果没有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着郑介民，认真地听着。
郑介民道：“我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马上投考了莫斯科的中国劳动大学，与康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同学。”
戴笠问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主要学些什么课程？”
郑介民喝了一口酒，用手指抹抹嘴唇道：“主要是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学。不过这些学科只要认真钻研进去，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二年，我就根据所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写了一本名叫《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书，阐明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观点。”
戴笠道：“听说这书出版后很得校长赏识，能不能送一本给我？我一定认真拜读。”
郑介民连忙摆手道：“惭愧惭愧，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了，是用课余时间写的，因时间紧、思想不集中，没有发挥出我的正常水平。待以后写出满意的，一定奉送。”
戴笠不过随口捧他几下，并不是真心的。
郑介民接着道：“我于1927年8月初毕业回国，那时正赶上校长被李宗仁、何应钦逼下野，去了日本。我因无地方落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去找贺衷寒。当时他在中央军官学校任第六期总队长，他把我安排在他的手下任政治教官。等到校长复出后，他知道我和李宗仁的弟弟关系很好，便要我任联络参谋，专门搞情报工作。这不是干偷偷摸摸的事又是什么？可不干也得干，这也是做人的无奈。对了，雨农兄（戴笠字雨农），我光顾自己吹牛，倒忘了问你。”
戴笠见对方是黄埔军校二期生，还留过学，出版了专著，一比较，自己就矮了半截，自卑感油然而生。很快，他不服输的本性又苏醒了，干咳了几声，道：“我呢，经历没有耀全兄那么丰富，十二岁考取秀才，本寄希望于仕途，正当饱读经书准备一显身手之时，科举制废了。只好回家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二百亩山林、一百顷田地度日。我这人天生不安分，又去外面读了高小、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本应考大学，可刚好潘国纲的浙一师和周凤岐的浙三师打仗，我素来信奉草莽出英雄的古训，投到浙一师当了一名连长。后来浙一师失败，我发现上海斧头帮的王亚樵是条汉子，便和他换了帖子，结拜兄弟，唉，谁想王亚樵也不过是个草莽之辈，跟了他不会有大出息，就出来在上海滩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结拜兄弟。就在这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