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野震惊不已。美国海军部的将军们，尤其对他宠爱有加。
梅乐斯告诉他道：“戴笠的名字如今在美国家喻户晓，许多大报纷纷刊载你在蒋委员长身边起着巨大作用的事迹。《生活杂志》每期都有你的连载文章。”
说着，梅乐斯果真拿来了一本美国的《生活杂志》，杂志上刊有他的照片。
戴笠把杂志递给刘镇芳，刘镇芳随手翻译一段道：“在中国，有一位希姆莱式的传奇人物，作为传奇人物，他的特点与历史上所有有名的英雄一样—性格暴烈、喜欢喝酒、好女色。这位好色的传奇英雄，名字叫戴笠。”
戴笠皱眉道：“他们怎么写我好色呢，是不是骂我的意思？”
刘镇芳道：“不是的，这篇文章是表扬你的。美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凡写英雄人物、名人，都得来点桃色艳事，这样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否则的话，就很难有知名度。”
戴笠说：“有这回事？”
刘镇芳肯定说：“是的，比如最有名的罗斯福总统喜欢洗澡，有时一天洗几次澡，洗完后也不穿裤衩，赤条条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有一次丘吉尔说，罗斯福先生的肉是红红的……”
戴笠点点头，道：“我也喜欢洗澡，不过，像罗斯福总统那样大胆还没有，只在澡房里走来走去，有时还找人擦擦背、捏捏脚。”
这时，梅乐斯又说话了。刘镇芳翻译道：“戴先生，我建议你去美国游历一次，以提高知名度，你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戴笠说：“有机会我一定去，到时请梅先生做向导。”
梅乐斯道：“对了，还有一个最好的消息忘了告诉你，中国希姆莱的事迹传开后，罗斯福总统非常感动，在开罗会议期间，当面向蒋委员长提出希望能见一见中国希姆莱。”
听到此处，戴笠全身一热，飘飘然起来。
话说1944年，随着盟军在太平洋上越来越强大的攻势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日法西斯的末日即将到来，抗战胜利的曙光隐约可见。为此，戴笠抓紧时机加强全面部署。
到目前为止军统在抗战时期对沦陷区的工作，基本上形成了以安徽界首、浙江淳安、福建建阳三大基地为前沿据点的扇形工作区域。
安徽界首是戴笠借助汤恩伯的势力建成的较早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本是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但从抗战中期开始，这里几乎成了蒋、日、汪、共四大政治力量较量和角逐的场所。特别是抗战后期，界首因临近沦陷区，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阴阳界”。不但汤恩伯在此设立“物资管理处”大做投机生意，蒋鼎文、李宗仁也都派人在界首设立战区办事处，就是远在西安的胡宗南也无数次地派人到界首招兵买马，以扩张实力，弄得汤恩伯大发脾气，说：“胡宗南今天也招收青年学生，明天也招收青年学生，实在是欺人太甚，连我控制的四省边区都成了他的招生所，这还成话？”戴笠更是将这块战略要地看成是他开展反共，策反汪伪军，进行经济走私，监视国民党军队等特工活动的好地方，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不惜下大力气进行经营，先后在界首设立很多特务机构。
中美所东南办事处位于东南沿海地带的福建建阳，特别受到戴笠和梅乐斯的重视。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长期指挥外，戴笠、梅乐斯每年都要定期前往该地区视察。
由于美军加快了在太平洋诸岛进攻的速度，接应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计划的实施日期越来越近，戴笠与梅乐斯、史密斯于1944年4月再次前往东南沿海地区视察，检查落实接应美军登陆计划的各项准备活动，以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与美军配合，夹击在江南一带抗日的新四军。
其时正是初夏，江南风光如画，梅乐斯、戴笠和刘镇芳共乘一辆豪华的美制别克房车，外加一串串的小吉普和大卡车随行，浩浩荡荡，非常气派。
刘镇芳是中美所联络组组长，是戴笠和梅乐斯的翻译，在他们两人之间起着桥梁作用。他不仅中英文基础好，发音准确，更善于理解戴笠意图，擅长提醒，在两人商谈问题时，很少弄成僵局，因此很受戴笠、梅乐斯器重，成为中美所中最走红的人物。
出门不久，梅乐斯就手捧地图，对戴笠说：“这次我们去福建路过的地方离江山不远，戴先生何不趁机回去一趟？”
戴笠很高兴，道：“不瞒你说，出发前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事先通知县政府，现在可能正在准备欢迎我们呢。”
一会儿，刘镇芳翻译道：“戴先生在江山县应该算是位少有的名人吧？”
戴笠说：“我们家乡在历史上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毛恺，官至尚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柴大纪，担任过台湾总兵、福建提督。”
梅乐斯道：“第三位就是戴雨农，国际闻名的特工王！”
戴笠连连摆手道：“我不算，不算，小人物一个。”虽如此说，但心里舒服极了。
车队在一天后的上午驶入江山县境内，戴笠从车窗探出头，远远望见青翠连绵的仙霞岭，立时心里一热，一种衣锦还乡的荣耀感油然而生。当年的毛恺、柴大纪荣归故里，绝对没有戴笠这样浩大的声势。
车队所到之处，正在劳作的乡民都停下手中活计一路目送，眼神里无不流露出惊讶、羡慕之色，有的农民一辈子都无缘看到这种场面。
戴笠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干脆把车窗玻璃摇下去，挥着手向父老乡亲致意……
车至广渡乡，他自然会想起1920年在仙霞岭因想非礼少女被华春荣殴打的情景以及用华春荣的印章偷领一百块银洋的惊慌。以现在的地位处境，回想以前的生活，他发现，人如果一辈子不出人头地，永远那样度日，真算是一种悲哀。现在，那一百大洋实在算不了什么。对他来说，赚钱真是太容易了，就是在江山这样贫穷僻远的地方，他一次就赚了五千多元。
那是抗日战争刚开始，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地方自卫队，武器弹药奇缺。有一次他回到家乡，江山县长丁琮向他提出请求帮忙配置自卫队的武器弹药。戴笠看在父母官的面子上，满口答应回武汉后一定帮助解决。
1938年新年刚刚过去，他就从军统局里拿出一批武器给江山县并给丁县长去了一封信：
琮兄县长勋鉴：
别经将月，无任驰念，此维公私顺适，至以为颂。兹着胡国柱、顾伯英押运驳壳枪五十支、子弹一万发前来，敬祈查收示复为荷！专此奉达，并颂勋祺。
弟戴雨农
民国廿七年元月廿二日
没多久，他就收到回信：
雨农先生勋鉴：
不领教益，倏已匝月，遥想公务贤劳至念，伏维政躬，健康为颂！承拨运驳壳枪五十支、子弹一万发，均已照数点收。价款若干，应如何奉汇，乞示知。此间民训事宜，正积极进行，尚称顺利，竭力去做，或可实现吾人期望之目的，尚祈南针时赐，俾有遵循是幸。专此祗颂勋祺。
弟丁琮拜复
民国廿七年元月廿四日
戴笠看完丁琮来信，仔细瞧了丁县长复信的日期，知道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做成了这笔价值五千多元的军火生意，心中十分高兴。戴笠处理公务毕，便给丁琮发去全份明码电报：
丁琮兄勋鉴：
代购枪支价伍仟零柒拾伍元，请即划交衢州中国银行收，戴雨农户。并复为盼。
弟雨农叩于武昌
神不知，鬼不觉，戴笠吞下了这笔巨款。丁琮县长后来向省政府报账，遇到无正式发票的麻烦，浙江省民政厅认为，银行函件不能作为合法支出的凭证，须检呈原收据方能核销。这样一大笔钱不能报销，丁琮急得团团转，多次电催戴笠：“请赐给收据以资报销。”戴笠开始回电说：“该项收据特由香港原购洋行索取到后当即奉寄。”以后又回电说：“粤汉相继沦陷，以持交通阻塞，迄今无法取得原始收据。”此事一直拖到1938年12月底，时近年关，丁琮无法向省民政厅交账，只好再次致电戴笠，不想戴笠又复电伪称：“代购枪支之原据，本局已运送后方，俟检出后即奉可也。”后来浙江省政府知道此事是戴笠一手经办，也就没有人敢催要了。
自那次以后，戴笠开始和家乡政府加强关系，以提高自己在家乡的知名度。
1938年6月5日，戴笠到江山二十八都，住宿于他姨妈家里。因发现贺村至二十八都公路桥梁严重损坏，戴笠找到驻二十八都的浙江省公路管理处江浦公务段段长汪丙曜。汪丙曜反映他们已经与省管理处失去联系，修桥工料两缺，确有困难，此时炮兵十四团的战车急需自贺村开赴二十八都待命，桥梁若不修复，事关战机，戴笠立即拨款并致书江山县长丁琮，要他迅速负责征用民工征集材料，将桥梁修好，使炮兵十四团战车顺利通过。
1941年日寇败退江山，国民党第四十九军驻防衢县后溪街。不久，传闻日军又要卷土重来，戴笠此时又来到江山家乡。跟丁县长见过面，当天上午即坐船前往后溪街四十九路军军部。因为当时衢江公路遭破坏，不能通车，江山至后溪轻舟顺水而下，倒也方便。但回来时，逆水而上，就困难了。开船时经王副官提醒，戴笠才想到回程坐轿，要王副官雇两顶轿子，赶到后溪等候。县长丁琮知道戴笠下午要回城，便忙着准备晚宴，请西河饭店大老板帮助张罗。
戴笠到了四十九军军部，处理公务完毕，王副官骑着自行车，领着两顶轿子早已经在军门前等候。坐轿上路，途中虽遇倾盆大雨，却未受淋。雨过天晴，戴笠拿出随身携带的“威士忌”赠轿夫解湿。回城后稍待，王副官送上江山县丁琮县长的请帖，要戴笠准备赴宴。
戴笠接过请帖，因以前驳壳枪的生意，已从江山人民头上捞到了一大笔钱，于是便对王副官说：“我决定今天晚上赴宴，不过要由我来做东，快通知丁县长。”
王副官听了戴笠的话，面带愁容说：“戴先生，不行，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