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昊的故事，一会说，这可能是周王朝的故事，也可能说，这是战国时期的故事。
你一个人尚且可能有如此之多的猜想，那么百八十个学者的理论就更是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了，岩画很简单，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一些线条，故事容量不会超过一百字，但是学者们一争吵起来，这幅图画的含义就太有可能被阐释成从黄帝到春秋所有可能有关的故事。
每个人都会引经据典，学者们当然不会毫无根据的臆想，他们肯定要翻阅史料典籍，寻找与岩画内容相似的蛛丝马迹。一旦有一定的相似内容，那么一套新的阐释方案就出笼了，这就是阐释岩画的有趣之处。讲了这么久岩画，想必你也明白了，学官们（史官们）在阐释海荒经的那幅图的时候，他们也在引经据典，寻找相似之处，例如“形天舞干戚”这幅图，画上画着一个人拿着戈盾，没有脑袋。
几个学者一看这图，立刻抛出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古典派，认为这是帝杀形天的样子；另一种是现代派，认为是成汤斩夏耕。古典派没啥证据，他们只知道传说中黄帝杀了形天；现代派有证据，一翻古籍，找到了史书（《竹书》成书比较晚，但竹书之前也是会有史籍的，学者们查的肯定不是竹书），史书说“帝癸三十一年，成汤伐夏桀。”
所以你看海外经阐释就说，那是“形天舞干戚”，而大荒经比较晚，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这应该是“成汤斩夏耕。”这两代学者研究的是同一幅画，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看起来大荒经那帮学者更有证据，但他们太拘泥于‘信史’，牵强附会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比如贯匈国，图画上就是一个人胸口有个洞，按我的解释就是被箭射穿了。但是大荒经的学者不同意，他们一翻史料，说史书记载，“黄帝轩辕氏五十九年，贯胸氏来朝见过。贯胸氏的人胸口都有一个洞。”所以‘贯匈’不是死尸，而是一国。他们这么解释看起来有根有据的，我想驳倒他们还真不容易，但他们自己就开始闹笑话了。
前文讲过枭阳国，黑身有毛、反脚后跟，看见人笑他也笑，这摆明了是猩猩或者类人猿之类的动物，这些学者们为了谋求逻辑上的一致，他们认为“这图上画的都是国家”，所以他们只能弄出一个枭阳国来自圆其说。这还不算，前文讲过氏人国、犬戎国的例子，但这些学者们只能硬撑，“史书上记载过‘犬戎氏’，所以这个也应该是一国。”但是没法解释‘状如犬’啊，是谁像犬呢？是犬戎国的人像狗还是犬戎国的国土形状像狗？
其实，这种牵强附会毫无疑问是非常累的，明明画上是一条狗或者是一个狐猴，他非要‘意会’成‘犬戎国’，那不闹笑话才怪。
‘夏启舞’也是这样，画上画着一群人手舞足蹈，我解释说这是女丑或者群巫们的舞蹈，这些学者们又开始引经据典了，史料记载“这是帝启十年，巡狩时候跳的舞。”“大戊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其实这两件事之间相差了不知几百千年，他们竟然能把这两个故事捏在一起，也真是天衣无缝。
至于‘弈’、‘西王母’在《竹书》中也是不同年代的，但我更怀疑它们是部落的名称，源远流长，因为五藏山经的确凿是难以反驳的，至于弈杀凿齿之类的典故，可能在禹之前确有其事。
从前面的这一段答辩来看，《竹书》的诘问很有力，但它的诘问多是自相矛盾的，海荒经‘连环画理论’仍然禁得住考验，应该说《竹书》和《竹书》的前身，是一种相对可信的史料，但阐释海荒经的学官史官错误的运用了这种史料，他们牵强附会的用《竹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来解读海荒经，造成了海荒经跨越‘五帝夏商周’的大笑话，其实海荒经相对简单，它就是用连环画来讲述一些非常简单的故事，例如黄帝斩贰负、弈杀凿齿之类的小故事。
钟磬对山海经的责问
在山海经中，并没有详尽的叙述那个时代的乐器，不过在字里行间之中，仍然有一些蛛丝马迹，因为山海经中对动物叫声的记载非常详尽，他们屡屡使用“其音如判木”、“其音如鸳鸯”、“其音如婴儿”、“其音如吠犬”这样的类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形容声音的时候，使用了乐器作类比对象，例如：
“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西山经）
“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中山经）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吴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大荒东经）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海内经）
“炎帝之孙伯陵，是生鼓、延、殳。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海内经）
“有兽，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大荒东经）
山海经中大致提到过钟、磬、鼓、琴、瑟这几种乐器，那么这些乐器是否真的存在于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个时代呢？先说钟，人们都熟知编钟之类的乐器，一般钟都是金属所制，看字型也是如此，而我们知道，五藏山经记载的年代，初民根本不懂得使用青铜器或者铁器，那些玉制祭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新石器时代也有钟，不过这种钟都是用陶土烧制的，例如庙底沟陶钟，属新石器时代，高9。3cm，甬长2。7cm，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这个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900年左右。陶钟形制与商代铜铙相近。“昔者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管子》）”。这应该是‘黄钟’一词的本源。
再如罄，磬是一种石制的打击乐器，可能源于石制的劳动工具。磬也称作“石”或“鸣球”，“夏击鸣球，……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个石磬，形状像耕田用的石犁，斜上方有一圆孔用于悬挂，整体非常粗糙，棱角也有些锐利，敲击时有清脆的声音。出土的这个磬年代稍晚，但磬的制作工艺很简单，在新石器时代完全可以做到。
至于鼓，有土鼓、鼍鼓之分，1985年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乐山坪出土了九件新石器时期的彩陶鼓，兰州市博物馆藏，这应该是“以瓦为框”的土鼓，属一面蒙革的单皮鼓。鼍鼓则和大荒东经中的夔牛鼓很类似。
通过已出土的钟、鼓、磬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以玉为兵’的五藏山经年代，这些乐器的存在是非常正常的。
《史记》云“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羽籥是文舞所用的乐器，如“武舞执干楯，文舞执羽籥”，我们知道，五藏山经中只有一种舞，那就是武舞，根本不存在文舞，所以也不存在‘羽籥’这样的乐器，在这一点上，山海经的记载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史记中提到了‘管’这种乐器，其实这种乐器也是新石器时代就有的，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
从出土文物看，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有骨哨和埙，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从侧面证明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年代，音乐是相当发达的。
至于琴瑟，却很有些难度，因为出土的瑟年代至多在春秋时期，而典籍记载却要久远得多，传说更纷纭，有伏羲、黄帝、神农为创始者之说，也有山海经提到的‘晏龙为琴瑟’之说。
史记中便记载，素女为黄帝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但由于出土文物匮乏，琴瑟对山海经的责问就显得相对严厉了，幸好新石器时代的钟、磬印证了五藏山经的确凿，这也算是稍有安慰吧。
后记
山海经是一部驳杂的著作，探究它自然也就要方方面面都照顾到，通过前文杂乱的透析，我们大致有了一些可关联的证据。比如生物方面，那些昆虫、犀牛以及那些可理解可阐释的怪兽，大大增强了五藏山经的可信度。再通过祭祀的方式、语言的习惯、动物、山脉命名的规则，这些也可以有力的反驳五藏山经是伪作的嫌疑。在地理方面，河流西向、山有水无草木又向我们展示了那是一个诡异非常的年代。那么五藏山经到底记载的是什么年代？是哪的地理？
我们可以初步的假设，五藏山经记载的是第四级冰河时代末期，当时存在着大规模的新物种，如披毛犀象和各种无法解释的怪兽。在温暖间冰期来临的时候，地质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造山运动或火山爆发频繁，动植物大量灭绝，这就造成了五藏山经中大量记载‘山有水无草木’的怪现象。这种假设完全符合杨槐‘地球膨胀论’的四曲线图，战国秦汉的人想伪造出这样完全符合科学理论的现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五藏山经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疑问，如河流西向、美洲独有的动物犰狳、大量记述的黑色人种，这是臆想根本作不到的事，必有所见所闻之后才能记载。如果说五藏山经记载的仅仅是中原地带，那么上述的问题根本无法解释，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世界圈’，五藏山经记载的是他们所能远涉的每一个地区。
从方言上面考证应该是个不错的方向，不过我这方面没有基础，只能简略的敷衍几句。在山海经中出现了大量的方言，如孽頵摇羝、壑明俊疾、丰沮玉门、鏖鏊钜、不廷胡余，这只能是译音，就像我们熟知的阿斯匹林一样。
游修龄在《农史研究和历史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