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们的问题：一个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就被迫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败中国，我们又赔偿4。5亿两白银。至此，整个国家和人民都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地步，贫穷又带来了更多的饥荒、战乱和民风败坏。我们政治运动中歌颂无产者的文化也曾经走火入魔，“文革”中，优雅、秩序、温馨遭到全面批判，连一天刷两次牙都被看做是资产阶级。我们今天所有的城镇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第一次做城里人，总体上还没有完全适应和学会市民生活应有的规范。
建设“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需要时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起来了，但一些好习惯还没养成，这些习惯需要教育，需要驯化，需要熏陶，需要时间和投入。好在一个“美好家园”的建设，首先体现在人民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的明天会变得更加美好，中国人的积极乐观精神在一个又一个民调中得到了体现。美国皮尤中心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和英国，这个比例分别为31％和25％。英国的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我想这里的“理想国度”应该就是“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三者之和。
我把中国社会的建设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雪中送炭”，第二步是“锦上添花”。我们改革开放的前30年完成了“雪中送炭”，整个社会实现了相当高水平的温饱；现在进入了“锦上添花”阶段，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社会建成一个“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将逐步成为主流价值，“温良恭俭让”将逐步成为社会风气，“真、善、美”将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坐标：“真”就是真诚；“善”就是与人为善；“美”就是秩序和优雅，就是良好的市民文化，就是宜居的生态文明。我们把西方两三百年走过的路，浓缩到30来年之中，但当我们的硬件全面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时候（这本身也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的软件建设也要迎头赶上，甚至超越。我们的眼光一定要远大。如果说过去30多年，我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雪中送炭”的工作，建起了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经济，创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产阶层，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锦上添花”，就是让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走向完善、精致乃至完美，使我们的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四、超越：思路与经验
过去60多年，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赶超”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特别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教训，正因为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教训，过去30多年，中国“赶超”的步子比较稳健和扎实，展示了很强的定力，用西方政治评论家的话说就是“这次是真的”。这种定力背后主要是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中华文明的底蕴、中国的红色传统、西方的有益经验。这三大元素的有机结合使我们深化了对“超越”规律的认识，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思路和经验。我这里总结出四条思路和经验，这样的思路和经验还有不少，但我认为把握好这四条，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达到“超越”西方的目的。这四条思路和经验是：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首先是民本主义。这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思路和经验。民本主义的理念和西方的许多理念相比强在哪里？它强在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相联系。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西方，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古人执政的“天命观”本质上是民本主义的，也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人民看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理念还强在它与中国的红色传统相吻合。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讲的“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群众路线”、“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等等，本质上也都是民本主义的体现。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使我们已经把人均寿命提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切都给外部世界带来了强烈震撼。
这个理念还强在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它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安排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在与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较中，它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败，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西方政坛今天也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问题出在经济！）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我多次讲述过一个观点，西方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范式来评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为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什么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问题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大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类。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最烂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那么什么算是“良政”呢？本质上，这应该由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界定，不需要西方国家越俎代庖。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义，这也就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它不仅接中国的地气，也接世界的地气。民本主义源于中国，汲取了中国和其他文化的长处，也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这种理念充满了生命力，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它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本主义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义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民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中“民生为大”的特点，以及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已经表明：它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个主要思路和经验。
如果说有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国民生模式”在竞争的话，那么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模式已经胜出。今天西方民主话语似乎还占有某种话语和道德上的优势，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实实在在的体现，它远比空洞的民主说教更为坚定有力，时间和历史一定在民本主义这一边，全世界最终都会朝这个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这个方向演变。难怪连《经济学人》杂志文章也感叹：中国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国崛起最快的时候，要三十年才翻一番。中国“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的方式去应对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只用了两年就将其养老金的覆盖面又增加了2。4亿农村人口，仅这个数字就远远多于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看来民本主义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潮流，展现了中国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个核心理念和成功实践。
第二，组织起来。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指的就是中国“地广人多”。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极大，稍微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自己形成的治国传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