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部门不归当地驻军管理，而是直接受北京领导，谁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总之，就是个保密单位。安妮原本可以直接进部队接受革命再教育，但她从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见到毛主席之后，就决定参加建设兵团，投入到一个崭新的革命队伍中去建设伟大的祖国。她最初只是觉得她以一个女兵的身份进入军队，可能得不到冲锋陷阵的机会，所以她宁愿选择去建设祖国，而把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留给她的小弟安东。她的弟弟安东后来在部队中勉强赶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负伤荣立二等功。
安妮的事情是在她与罗兰认识以后告诉罗兰的。
罗杰的大哥罗鸣这个时候正在通往北京的列车上，与一些红卫兵搞串联，准备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渴望看到毛主席真实的肉身，感觉一下从未有过的热血澎湃和革命激情。
在列车上的罗鸣全凭了左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和斜肩而挎的黄书包，结识了许多不认识的来自大西北和中原的红卫兵同学，并全程免费享受乘车和简单的列车餐。
车厢里很拥挤，使人难以呼吸。一些人在座椅底下铺张报纸就地而卧。
这是中国列车史上一贯的乘车现象，很多年以后人们依然司空见惯。
这种情况像极了表现战争时期难民逃跑的电影中的画面。曾经在一个日本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镜头：整个车厢空空的，好像只有女主角一个人在乘车，她无聊地在车窗玻璃上用手指随意地划了些符号，当列车驶进隧道的时候，车内的灯光将窗户玻璃上的符号映在黑暗的隧道上，那些日本语的符号表示了一种爱情的意思。像这种乘车现象在中国还不可能被电影艺术家来表现，因为它离现实生活实在太遥远而不可企及。
罗鸣在乘客中挤着穿行到他刚认识的一个叫冯波的红卫兵的座位旁，用他粗犷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对冯波说他刚才在另一车厢看到的事。
罗鸣：“刚才在五号车厢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装扮的像普通贫下中农的人被一伙革命小将逮个正着。”
冯波：“怎么回事？说说看。”
罗鸣：“那家伙在座位底下铺了一张印有毛主席形象的报纸，撕毁、污染了毛主席的画像，被旁边的红卫兵现场抓获，给扭送到刚才那个车站上的革命委员会去了”。
“太可恶了，简直就是现行反革命！”冯波说。
罗鸣：“就是，还冒充贫下中农，穿一个农民的衣服，以为我们识不破他，也太胆大了，敢在车上搞反革命活动。”
列车在中国华北的大地上穿行，一路上每到一个车站都会有一些人被扭押下车，送到车站的革命委员会或车站派出所。这些人中有被抓住的小偷，还有一些是穿着不朴素的奇装异服的人被怀疑成国民党特务，最多的人几乎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搞破坏时被当场发现的。
列车中是非常热闹的，红卫兵们几乎没有停止过喧嚣，不是念报纸社论，就是大唱时代革命歌曲。到了夜里也没法休息，大多数的人都互相拥挤着，一个靠一个地倚着某一个支撑物，在红卫兵喧嚣的间隙获得片刻的打盹。
罗鸣一路上认识了许多红卫兵，其中与冯波谈话比较投机。他知道冯波是兰州的一个中学生，其他的情况也就不知道什么啦。
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几乎车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没有打开过他们挎在身上的黄书包，要拿书包里的东西，所有的动作都很相似，都是伸手在书包里摸半天才找出想要取出的东西，包括毛主席语录本，或者碎饼干、馒头。
罗鸣到北京站下车后，与冯波挤散了，也可能是冯波被别人挤散了，反正都无所谓，红卫兵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战友。
只是有一件要紧的事需要立即去做。
罗鸣找到一个胡同的拐角处，想把书包里挤碎的毛主席石膏像的残渣倒掉。当他打开书包准备倒的时候，他发现地上已经有许多像他书包里的残渣一样的石膏片，很好认的是石膏碎片上紧闭的嘴唇下的一个痣。全中国包括小孩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才在那个部位长那么一个痣。
其实罗鸣一上列车就发现他的书包里的毛主席像被挤碎了，一开始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惟恐被发现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过没过多久，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不时听到红卫兵的书包里响着石膏像碎片的沉闷的撞击声。罗鸣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家书包里的石膏像没有几个是完整的。于是他发现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打开过黄书包。
红卫兵出门搞串联必备的东西有红卫兵袖章和黄书包，还有腰间束的军用皮带。书包里一般必备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红卫兵袖章是标志，黄书包则是学生身份的基本证明。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是随时要用的，倒并不是一定要读，主要是一种道具，在集合或有活动山呼万岁振臂喊口号时一定要拿在手掌中的。至于为什么要在书包里装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就不太明白了。那好像是红卫兵们的一个流行行为，也只有红卫兵们是这样随身携带毛主席像的，大概这是全国的红卫兵时刻忠于毛主席的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还有就是他们腰间扎的几乎全国统一制式的军用皮带，真不知道他们都是从哪里搞来的，反正商店里好像基本没有卖过这种东西。
天安门广场上云集了大量的红卫兵，红袖章和红宝书在这个世界最大广场上飞舞，形成红海洋。这个红海洋在涌动，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可这激情涌动的时候，究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他们这些红卫兵们暂时还无法思考。
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喇叭发出通知，毛主席取消第九次检阅红卫兵的安排，请广大红卫兵们迅速回到原地继续革命事业。
罗鸣很失望，他感到一种欺骗的存在。刹那间产生一种怀疑的朦胧意识，但一闪而过，他没有来得及细想，茫然地在广场上游荡，在他眼里的天安门城楼没有出现红太阳的光芒，他看到天安门背后有一片阴影，好像要有暴雨来临。
实际上天空爽朗，白云依然悠悠，还有几羽家养的信鸽在故宫上空飞翔。
通常情况下天气的变化与政治的动荡毫无关系，与人们的内心活动也没有什么联系，只是人们被动地，或是本能地对天气的变化产生联想，进而影响自身的情绪，仅此而已。
罗鸣到石刹海附近转悠，看见了遇罗克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他的《出身论》的一小部分，锋芒不是很暴露，但已经可以看出遇罗克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批判了。
大字报是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
罗鸣的北京之行没有见到毛主席。空前浩荡的红卫兵运动进入一个低潮，庞大的红卫兵队伍一时找不到革命方向，他们没有想到毛主席在八次检阅红卫兵队伍后产生了一个顾虑，他老人家看到了红海洋后面涌动的巨大的狂躁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很快就要失控，一旦失控，将会对他指导的这场革命带来巨大的破坏。他现在正在为红卫兵找一个合适的去处，以消解这股将要失去控制的力量。
当罗鸣回到十里铺这个小城的时候，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已经传遍了祖国大地：到三线去，完成祖国的建设事业。
罗鸣这次没有像他的大姐罗兰那样响应号召去三线，他留在了学校，他想做一件事，能够独立地思考一些问题，来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
当普通的红卫兵开始思想起来的时候，那肯定对中央的意志是一种挑战，它甚至会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使之中途夭折。不过毛主席高瞻远瞩，很有办法，他用支援三线建设作为理由，将这样一批被他曾喻为无产阶级新生力量的红卫兵调离城市，到边远的地方修铁路，使他们脱离了斗争的中心——城市。这已经是他老人家第二次采用的大移民手法了。第一次是发动青年到建设兵团去，这一次是发动红卫兵到三线去，后面还有一次移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大移民解决了很棘手的大动荡问题，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尤其是体现在斗争的需要上，使斗争的形势得以掌控。大移民在斯大林时代曾用过一次，是政治斗争中被证明化解尖锐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只是它带来的后果要几十年以后才逐渐反映出来。
罗鸣到十二厂革命委员会申诉他父亲的历史问题，他提出他父亲的历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