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远立马显示他知识的渊博和消息的灵通。我这才知道她叫方丽华，北京人，初中就参加了少年宫的舞蹈队，所以一到我们学校便被文工团看中了，高世强特地跑到电气系动员她来参加舞蹈队。一说到电气系，这帮家伙就将矛头转到了我身上。因为卓娅芳也是电气系的，卓娅芳曾来找过我几次，他们就老是拿卓娅芳跟我开玩笑。
自从意识到方丽华是个众所瞩目的人物，再次相遇时，我就不敢朝她看了。而且我发现楼自清说得不错，她出现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男生的眼球跟着她转。其中也包括高世强。那些眼球都有些仰视的味道。我当然没有必要这样去仰视什么人，哪怕是她。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我发现她忽然从舞台上消失了。我感到有些纳闷，便在一天晚上熄灯以后说起这件事，当然是假装无意说起的。我问杨永远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永远说这事全是他那个老乡造成的。他说方丽华一到舞蹈队，高世强就灵魂出了窍，只是因为他与舞蹈队另一女生的关系历史很悠久传播也很广泛，他不敢表现得太露骨，所以方丽华也就不知道他的心思。最后高世强终于按捺不住，给方丽华写了一封信，结果大大地碰了一鼻子灰——方丽华马上打报告申请退出舞蹈队，理由是“功课忙没有时间”。
杨永远的声音被众人的爆笑淹没了。我心里不知为什么掠过一丝快意。随即就觉得自己比高世强还要可笑——人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相干？这样一想，我又安分守己地平静下来了。
然而不久以后，我却无缘无故地打破了自己的平静。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没有任何理由激动，我既没有看到方丽华，也没有听人说起她，我只是在球场上打着呵欠看露天电影。电影相当乏味，讲的是两个青年教师一面干革命一面谈恋爱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当女教师最终接受了男教师的爱情时，男教师高兴得跑到操场上，像小孩一样荡起秋千来了。看到此处我很有些不以为然：这男教师的表演未免太夸张了——毕竟是个大人嘛，怎么可能像小孩一样呢？这个演员懂不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时一个念头不知怎么就冒了出来：如果那女的是方丽华呢？
倏忽间，一股颤栗滚过心坎，凉飕飕甜丝丝的，就像触电一样，以至于我闭了一下眼睛。我立时觉得那男教师的激动可以理解了。接着看下去，便觉得他非但不过头，反而处处显得太迟钝太麻木。我想这也难怪，他毕竟只是在演戏而已，而那女演员肯定不是他心里爱着的人。
这天以后，每逢看到或想到小说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我就会在心里将那女主角的面孔想象成方丽华。这么一“置换”，便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不仅感受到那爱情的甜蜜，更感受到那爱情所具有的撼人心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时我才明白：有许多东西，我一向以为自己是懂得的，其实并不真正理解，包括罗密欧为什么会殉情自杀，梁山伯为什么会心碎而死……等等，等等。
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会想到她。从前那种笑对人生的平静心境再也无法恢复了，我逐渐萌生出一种朦胧的希望，企盼着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情。每天从早上开始，我就盼着晚自习快点到来，及至晚上坐到图书馆里，在她面前却又连头都不敢抬。
光阴像水一样流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到了去年冬天，这匹戴眼镜的马在第一阅览室出现了。“马”每天都提前来给她占座儿，一见她进来就招手示意，当她在他身旁坐下后，他的眼镜后面就焕发出幸福的神采，那模样就像守财奴依傍着一笔价值不菲的财产。看来“马”已经成功地继承了高世强未尽的事业，于是我明白自己期待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每天到图书馆来上晚自习，而她依然对我的存在毫无察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我终于明白自己是个傻瓜。
好在我现在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的大学生活已经进入第五个学年，一年之后我就将离开学校，再也不会见到她了。“我爱你，与你何干？”——我记得有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像是歌德。我想就连伟大如歌德者，也有如此痛苦如此失落如此万般无奈的时候，何况区区舒雁乎？……
肩上被人拍了一下，抬头一看，是本系68级的左爽之。
小左无声地指指门外，先出去了。我跟着他来到走廊，发现另一个叫小梁的女孩子也等在外面。他俩满脸歉意，说我们知道你们66级是毕业班，时间紧，可是你刚刚走了，我们就遇到个难题，只好找你求援来了。
小左和小梁都是我在系学生会的老搭档。他们说我“走了”，指的是这学期我按照毕业班的惯例离开了学生会，我原先担任的工作就由小左接替了。我问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小左说，今天他到院学生会去开会，领了一个任务回来：9月30日学校要举行庆祝国庆的诗歌晚会，要求每个系至少准备一个有分量的节目。“其他系一听都来劲了，有的说要搞诗歌联唱，有的说要搞大型诗朗诵，只有咱们工艺系一筹莫展。”
我不禁有点奇怪。我说搞个节目对你们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题吧，离国庆节还有半个月，时间也是来得及的。
小梁说：“时间是来得及，节目我们也商量好了，打算搞个大型配乐诗朗诵，题目就叫《祖国颂》。问题是……”她说到这里就不说了，拿眼睛去看小左。
于是我也看小左。小左朝我苦笑：“问题是今天会上有个要求：诗歌必须是自己创作的。我们的情况你也清楚，笔头都不行，以前咱们系里动笔的活都是你干的，所以我们想请你再帮一次忙……”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这首《祖国颂》篇幅肯定小不了，而我虽然整天想着歌德，却一点写诗的心情也没有。但是小左说的也是实情，何况他俩这些年跟着我吃了不少辛苦，这个忙我当然不能不帮……
第二部（2）
第二天是星期三，这天下午整个年级集中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我知道小左的事情耽搁不得，打算下课以后就动笔写《祖国颂》。但是下课铃刚响，老师还没走出教室，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廖桂兰就站起来，通知我们回到本班的教室去开会。
支部大会由老印亲自主持。老印其实并不老，他叫印国祥，以前也是工艺系的学生，两年前毕业留校当了我们的政治辅导员。他一上任，无所不知的杨永远立刻披露一条消息，说以前他们班的人都管他叫“印克思”。当时隔壁寝室的马兴旺正好过来找他的老乡卢秋生诉苦，那年头马兴旺还没有兴旺，每次考试以后都要哭丧着脸来找卢秋生倾诉一番，说是这些日他娘的大学老师，故意出些鸡巴难题，专门整俺们农村来的……云云。那天马兴旺听见了杨永远发布的消息，结果第二天杨永远就被叫去单独谈话了。回来后他挨个跟我们打招呼：大伙儿以后千万别叫“印克思”，否则哥们我这顶“目无组织”的帽子就将和我的名字一样“永远”了。
于是大家意识到，马兴旺也将和他的名字一样兴旺了。
今天的会议内容是团支部的换届选举，印国祥讲了一通目的意义以后，便叫大家提名。时至1965年，差额选举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所以他说提名三个候选人就可以了。大家也明白这三人早已内定，还是原班人马：支部书记廖桂兰、组织委员马兴旺、宣教委员尤春秀。因此这次会议和所有的选举一样，不会有任何悬念，只不过走走例行的程序而已。
不料走程序的结果却出了意外：支委的人数由三个变成了四个。多出来的那一个便是我。
这个使印国祥以及所有团支委特别是多出来的我始料不及的选举结果，是因卢秋生上星期三随口说的一句问候语引起的。
卢秋生进入大学后，感到最新鲜的就是人们相互见面时的问候语。他说大学里的人真有意思，见面时总爱说声“您好”，就像外国电影似的。俺们村里可不兴这个。俺们村里要是有人这样说话，非得把人笑死。为了避免“把人笑死”，他有半个学期都不说“你好”，不论何时何地遇到熟人，他都是按照家乡的习惯问人家“吃了没有？”有时这种问候发生在从食堂出来的路上，我便回答他说“吃完了”。楼自清是浙江人，他的回答则是“吃光了”。卢秋生听了很不满意，说你们南方人说话怎么这样难听？你们一口一个“吃完了”、“吃光了”，不就是说下顿没吃的了吗？我们请教他如何措辞方不难听。他说一般的说法应是 “吃过了”，而最好听的说法是“吃饱了”。谢天浩说那我建议再加两个字，干脆说我们是吃饱了撑的，这样比光说吃饱了更好听。这一建议立即被我们身体力行。从此以后，其他同学便经常听到我们见面时自称“吃饱了撑的”，逗得他们大笑不止。
卢秋生可能觉得这样更容易“把人笑死”，便放弃了家乡的习惯，将“吃了没有”改成了“你好”。但他每次放假回一趟老家之后，再次归来便会故态复萌一段时间。上星期三那天他正处于故态复萌期，所以他和马兴旺走进105时，一看见谢天浩，便问谢天浩“吃了没有？”
这话问侯得很不是地方也很不是时候，因为105室是宿舍楼的厕所，而谢天浩当时正提着裤子从大便器上站起来。所以谢天浩回了他一句：“你混蛋！”
“俺又不是问你在这里吃了没有。”卢秋生笑呵呵地说，“俺们老家都是这么说的嘛……”
“你们老家都是混蛋。”谢天浩边笑边系裤带。
马兴旺突然发出一声暴吼：“你骂谁是混蛋？”
谢天浩吓得一愣怔，发现马兴旺正怒视着自己，猛然想起他和卢秋生是老乡，慌忙解释说：“我可不是骂你。”
“骂谁也不行！”马兴旺瞪着他，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谢天浩便傻眼了。
马兴旺从前并不是这副表情。他的变化发生在印国祥担任我们的政治辅导员之后，准确地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