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人站在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来，平时也有这样的人，诸如等人什么的呆到这里随便翻一会儿书打发时间，我也懒得理会。
大约过了有半个小时，我发现那两人不仅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从书架上抽出十几本书堆在地上。我感觉事情有些不太对劲，问道：
“这些书都租？”
其中一个矮胖的男人冷哼了一声，用冰冷的语言反问道：
“你知道这些书是啥书吗？”
“知道，现代小说呗。”我表面上满不在乎的回答着，但心里却感觉一步步的迈向深渊。
“小说？告诉你，这些书里面都有淫秽内容，这叫黄色书刊！”旁边的高个男人掏出一个本本在我面前一晃，“我们是红山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小伙子，拿上电话，跟我们走一趟。”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惊呆了，不知所措。在他们的一再催促下，我忙忙遭遭的拿上电话，抱着一堆“罪证”，坐上了警车……
2004年7月23日9：20分
坐在分局办公室里，尽管是炎炎夏日，来往的警务人员额头上的汗珠隐约可见。但我的感觉却是如坐冰窖，生平自认是良民的我，头一次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原因，坐在这个地方！！
和我一起被带到警局的还有我们对面的一个书店的老板娘，事发缘由和我如出一辄…出租淫秽书刊。看她的脸色比我还惨白，嘴角不断的翕动，象是在喃喃什么。
询问先从女店主开始。
那个胖子，喝了口水，从包内拿出一叠公文纸，摸出一只中性笔，头也不抬地问道。
“姓名！”
“周昭雅。”她坐在椅子的边角，低着头小声答道。
“大声一点。”胖子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周昭雅。”她抬头看了办案民警一眼，又慌张的低下了脑袋。
“年龄、籍贯！！”
………………
接下来的讯问过程就和电影电视剧里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审问的虽然是她，而坐在一旁的我却比她更惴惴不安。因为周不管怎么样，她是本地人，丈夫、父母、亲戚都在本市，好歹有人救助。而我呢？
说来话长，我来自遥远的大西北，与这个塞外小城的直线距离至少有三千公里，而我的妻子则是来自于一个偏僻的农村，经历过不断的奋斗，才扎根在这个城市。对于这个城市而言，我们是标准的异乡客。而最要命的是，此时此刻，我的妻子正在几千里外我的家乡陪我的父母，就算她不分昼夜的坐车赶回来，到这里也已经是第三天。
孤立无援地我，坐在分局的讯问室里，面对着严肃异常的办案警员，心中不禁一片伧然。
不久，对我的讯问开始了。
“姓名！年龄！籍贯！”依旧是哪个胖子发问。
我大脑一片空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当时都说了些什么。紧接着，耳朵里传来一阵呵斥声：
“说话大声点！文化程度！”
“是！”我下意识的应允道，“大学文化，不过……”我迟疑道。
“哦？！”那个胖子迟疑了一下，将笔搁在笔录上，从抽屉里掏出一盒“国宾”，扔给桌子对面的瘦高个一根，自己叼上一根，从容的点着火，透过冉冉的烟幕，可以看见他睥睨的眼神。
“你是说你上过大学？在哪儿上的？”胖子显然对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犯罪嫌疑人大感兴趣，不由得多问了两句。
“我在甘肃上的，甘肃工业大学（现已改名为兰州理工大学）。”我答道。
“那你刚才不过什么？”桌子对面的瘦高个插了一句。
我又忙不迭将脑袋转向另一边冲着瘦高个，一脸真诚的语气道：
“不过……不过就是没毕业。”说到后面，语气不禁小了许多。（现在想一想，我那时也是太过于天真，连这种话也和警员说）
“是不好好学习被开除了吧，”胖子冷哼了一声，“难怪会不学好，出租黄色书刊，还公然开到学校门口。（注：我们书店对面就是一所中学的后门）”
“不是的，是我对所学专业失望，加上有其它发展的机会，所以是自己退的学。”我辩白道。
但我换来的，只是两声冷冷地哼声。显然他们认为我这是在撒谎。我也懒地争辩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所做的，只是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
经过这些开场白之后，讯问进入了关键阶段。
“你们店主是谁！”胖子掐灭烟头，拿起笔，继续问道。
我说出了我妻子的名字，这是事实，因为这个书店最初就是她一点点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执照证件上的法人代表都是她。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要是我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公安局说不定会去我老家把她抓捕回来，闹不好再让我妻子蹲拘留什么的。那样可就太得不偿失了，好歹我也是男人——她的老公呀！
（事实上，所有无辜的损失，悲惨的境遇，都是缘由我的这一个强出头的想法。设想倘若我说我是雇员，那么这件事就会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这本书，也保证不会面世。详细说明清参见PS1）
爱妻心切，我急忙回答道：“我是他丈夫，现在这个书店主要由我负责。”
“老王，你看是不是让他打个电话，让他把他对象叫来，毕竟她才是法人呀。”对面的瘦高个问道。
“不管乎，你没听这小子说嘛！主要由他负责，况且人家是两口子，抓住哪个都一回事儿。整！”胖子满不在乎道。（事实上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司法程序）。
我心中刚浮现的一丝感激和理解瞬间被面前地这个胖子蹂躏殆尽。
“说，书都是从哪儿进的。”胖子提高声音道。看来他们并不满足于抓住我们了事，还想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让我们当诱饵，钓大鱼。换句话讲，就是让我们去咬别人。
“从夜市的书摊上。”我并没有将批发商招供出来，而是编了一个莫须有的书商，也许是很少撒谎的缘故（尤其是面对公安人员），声音不免有些紧张嘶哑。
“哦，是吗？”胖子停下笔来，满脸狐疑道。
“嗯，我以前从他那儿拿过不少武侠小说，后来有人找这样的小说，”我说着，指了指那些被没收的“罪证”，咽了口唾沫。“刚好他那里有，我就拿回来了一些。”
也许是我的诚恳、抑或是我的自然，胖子相信了我的供词，将它们写在了笔录上，我正暗自庆幸蒙混过关的时候，胖子又扔过来一句话：
“呆会儿，你和我们坐车，一起去找那个供货商，你把他指认出来，就算你带罪立功。”
“啊！”我不禁傻了，我连这个人的样貌都没编好，上哪里指认呀？！急中生智，急忙回答道：
“恐怕够戗，我一般都是晚上下班后去拿书，路灯底下那么黑，我怎么能看的清？再说，我是高度近视眼……”
也许是我的文质彬彬的外表让人有信任感，最终他们也没有带我去找所谓的“供货商”，我也暗自长嘘一口气。为自己的聪明和讲义气而满意。
有些时候，盲目相信书本和电影反而身受其害，例如这个“讲义气”，我自始至终没有“咬”出供货商。然而，供货商却并没有讲所谓的“义气”，我妻子事后告诉我，她回来以后就去找那个供货商谈判，这才知道真相：供货商早在7月21日就从当地报纸上知道公安局要采取相关行动，但她却始终没有告诉我和周，导致我们成为可怜的替罪羊。
更为可气的是，当我妻子和周的老公去找她商量看能否将我们保释出来的时候（那时我们已经被关押在看守所），她不仅不提供任何建议，反而埋怨我们做事不小心，自己倒霉怪不得任何人；她甚至明确表态：一不出人力，二不出财力。我的妻子当时气的真想去公安局将她供出来——因为我妻子有所有生意往来的单据，并且我的妻子还知道她的上游供货商以及她的所有销售渠道——毕竟我妻子从事图书行业的时间比这个供货商还要久！要知道，这个供货商几乎垄断着这种小说在当地的批发市场，我要是供认她出来，自己不仅会少吃很多苦头，而罪魁祸首的她至少也得做六年牢。然而就是因为我的“义气”，至今她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逍遥法外。
这就是我不分原则，乱讲义气的下场。给我的人生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正所谓“我在前面把罪扛，她在后面喜洋洋。”
接下来的审讯，就集中在书的性质和我将此书出租的对象上面。
老实讲，这书确实有部分色情内容，甚至有的很露骨。因此我也没多购进，一共就那么几本，而且我有意识的不给学生租借，只给那些附近的成年人租借。但是，是公安局审讯我，不是我做客公安局当嘉宾，我处于绝对没有发言权的弱势地位。
“你总共给多少学生租过这种黄书！你要老老实实给我交代！”胖子停下笔，又点燃一根烟，死死地盯着我。
“那些书不都是黄书，现在有多少小说里面没有这种情节（例如木子美、卫慧以及一堆“×；×；宝贝”），再说，哪个书亭没几本这个书。而且，我一般不给学生借这种书……”我争辩道。
如果说冷笑可以换粮食的话，那他们两个凭冷笑声就足够开粮店了，我很后悔和他们辩解讲道理，因为讲了白讲。
果不其然，阵阵冷笑声过后，胖子又开腔了：
“你倒说的比唱的好听，照你这么说，我们是抓错你，冤枉好人了呗。哼！到这里来还嘴硬！我这里有你的帐本，你说啥也没用！”
天生的倔强基因在我身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道：
“那你们查好了。”
胖子显然被我的语气激怒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开始翻阅起那厚厚的帐本，手里拿着笔不时在勾画着什么。
空气在这种“哗”、“哗”的翻页声中凝固了，时间也仿佛随着胖子的笔尖缓慢移动而渐行停顿。直到一个中年男人的到来，才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
很明显，这个中年人和他们混得很熟，一进门便亲切地握手打招呼，胖子还递给他一根“国宾”。
寒暄过后，畏缩在一旁的我们才知道，原来眼前这个戴眼镜的略显邋遢的中年男人就是当地晚报的记者。（之所以有记者采访，原因是此事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