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这种事，是不是因为我造什么孽引起的？心里窝囊得很，能怪谁呢？怪王一州？还是怪我们的女人贱？如果不是日本人干的，可能我会觉得很正常。
已近中午，刘卫红的女儿快到了，想想不如好人做到底，开车上火车站。 刘卫红和陈姨抱着儿子出现了。有个瘦高的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走向她们，刘卫红把儿子给陈姨，抱住女孩哭，她们擦眼泪我才过去。
儿子扑在陈姨身上，最先发现我，口里“爹‘‘爹爹‘‘”的叫。刘卫红意外地说：“你怎么也来了！” “走吧，车在那边。” 我从陈姨手中抱过儿子。那个瘦高男人问：“是‘‘‘是姐夫吧？我‘‘‘我是卫国。”我朝他笑笑，他又拉过女孩说：“快‘‘‘快叫，我‘‘‘我和你说的，叫爹。”女孩挺高，不象刚满八岁，脸上的泪痕没擦干净，怯生生地叫了声：“叔叔好！”看来不听她舅舅的，我也乐意这样叫。
女孩穿着旧衣服，虽不破却散发股臭气，不单是她，刘卫国也一样。我上车先打开香水开关，才起动。 刘卫国在车里东摸摸西看看，艳艳要知道有这么脏的人在她车上乱动，可能连车也不愿要了。“我坐过桑‘‘‘桑塔纳，没‘‘‘没这车好。”他大概是真的结巴，“姐‘‘‘姐夫，是你‘‘‘你的车吗？”我只是笑着点头。
“你姐夫还有一部呢！” 陈姨得意地说。女孩说：“叔叔，你是大款吗？我们老师讲大款才有车。”他妈的，怎么现在的老师专和孩子讲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我没答她的话，问道：“你叫什么？”刘卫红没和我讲过。
“我叫彩霞，”这女孩有心计，没和我说姓。刘卫红说：“她那老子就会起这种别人用腻的名，你帮她改一个。”我说：“我起名的水平也好不到哪去，连文明的名字我还琢磨着改不改。”
王一州的随行人员不少，除陶洁外，还有秘书、保镖、三个电视台的记者以及青年基金会的一个工作人员。飞机头等舱就我们几人，不禁为家乡的旅游业着急。
“你衣锦还乡，一定大受欢迎。” 王一州的座位和我隔走道。我说：“我当年是打校长才出来的，他们不抓我坐牢就万幸了。” 省电视台的杨主持问：“文先生以前和路向东是老同学？”我说：“可以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他要是祝英台，我非他不娶。”
“路向东那一脸大胡子，还祝英台，做梁山伯也嫌丑。” 挨王一州坐的陶洁笑得象个小女孩。和她相熟后，也不觉有什么特别，看来高傲也是女人妆扮之一。 王一州装摸作样地长叹，“唉！他遇害那天我要在场，可能还有救，医院都这样，怕花大钱救不活，病人家属不认帐，我看他不象短命人的。”这家伙搞这种奇谈怪论也不怕惹恼医院？一定是陶洁出的鬼主意，杨主持也很认真地在本子上写。
我不愿看他的肉麻表演，说：“现在马后炮有什么用？不该死的总是先死的，该死的命肯定长。象我这样的人，今天如果飞机失事，唯一幸存的肯定是我。”陶洁嚷道：“臭嘴！想吓死我呀？我最怕坐飞机了。”我笑道：“有什么怕的，你就算死了也一定很美。”
大伙都发笑，陶洁打我一下，今天她穿一套紧身套裙，该大的大，该小的小，非常性感，令人想入非非。 “到那学校去用走山路吗？” 王一州和青基会的张老师聊了起来，张老师也不大清楚。我问了详细地址，正好那地方我去搞过计划生育，不通车的，有一小时左右的山路。山区的小学不同一般，往往每个小学在各村屯有好几个教学点，我们去参加落成点礼的地方只是一个教学点，不是一所小学。
“怕什么山路，你们有保镖背，我们就苦了，陶洁，你背我怎么样？”我逗陶洁。她骂道：“不害骚，你背我还差不多，有脸叫女人背。”我说：“我们去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都兴女背男，叫做‘老婆背老公得吃也轻松’。”
“你父母身体还结实吗？” 王一州和我拉起家常。我说：“我到现在还打不过我爸，我妈就别说了，端液化气罐上五楼不用歇的。”陶洁又骂道：“不孝之子，好意思让老妈端液化气，还有脸说。”
一小时多一点，到了我家乡的省城。机场外有两幅大红标语，我看过脸也泛红。一幅写：“欢迎王一州董事长，”另一幅写：“到我县参观。”我们县号称文化名城，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如此丢人的杰作。
“哇！老文，你家乡的标语也是不同凡响呵！” 王一州叫道。一群人笑得打跌。我厚起脸皮说：“这是幽默，太深奥怕日本朋友看不懂。” 来迎接的梁县长我不认识，教育局长却是我的老冤家，和我打过架的校长何有为，他不但升了官还吃得膘肥体壮。 “真的是文老师。”何有为热情得有点过，拥抱后向梁县长介绍我，“梁县长，这是我们中学的文老师，他现在也发了。”我说：“何校长，你发了才对，再打架我不是你对手，你成重量级的了。”他大笑，“都快十年的事了，还记得，你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呵！”我说：“不关我事，我是趁机骗王总的机票，回来探亲的。”
记者们开始忙碌，县里也带来摄像机，我想躲也躲不过。 机场到县城有两百多公里，坐在崭新的子弹头面包车里，王一州指着那部走在前面的卡迪拉克，在我耳边说：“你们县这么富，看来，建小学那村也穷不到哪去，你小子有私心。”刚才梁县长叫他同坐，他不干。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就说：“到了你自己看。”
虽是高速公路，也要三个多小时，在昏昏欲睡中进入县城唯一的一家星级宾馆。我对王一州说：“你们有人接待了，我成了多余的。我回家，明天再来。”
“这怎么行？人是你带来的，你不能扔下不管呀！” 去和梁县长他们告辞，何有为不放我走。梁县长笑道：“文老师归心似箭，是可以理解的麻！他带人回来已经完成任务了。让人家回去吧！好好孝敬父母，也转达我们对老人家的问候。来！握个手‘，我叫司机送你。”我说我坐三轮车。
每次返乡总有说不出的兴奋，想马上见到父母是一回事，主要是我不喜与此类官腔十足的人打交道。以前向东回来，县里领导请他吃饭，他叫上我一起，我去过一次就再也不愿去了。一个白丁和官员们吃饭不是件开心的事，尤其我们县里的官，级别虽然没孙副市长和盘新华那么高，架子却比他们更甚。
三轮车是家乡特有的交通工具，坐在上面可以慢慢欣赏路上的景色，我们称之为“三马”。上次回来，艳艳坐“三马”坐上了瘾，连两分钟的路她也要坐。尽管讨厌县里当官的，也不得不承认，每次返乡，县里的面貌都有所改观。
我家在距县城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镇里人大多是古代或近代逃难到这里的外省人后裔，我祖父是从福建逃抓壮丁到这里的，谁想还是逃不过日本鬼子的屠刀，客死他乡。那年我父亲才五岁，这里成了父亲的家乡，也成了我的家乡，虽然我不是很爱它，可家乡毕竟是家乡，感情还是有的，至少我的父母在这里。
我家是一幢象火柴盒堆起的四层小楼，五年前建的。母亲坐在门外，不时向路口张望。我坐的“三马”车一到，她就站起来，身体还是那么健硕。
“艳艳呢？不是说她和她妈妈也来吗？”母亲奇怪就我一个人。我说：“有了媳妇媳妇忘了儿，她们说明天到。”母亲边帮我提行礼边说：“害得你爸一早起来做菜，知道就你一人，也不用那么紧张。”
父亲还在厨房里忙碌。我说：“老爷子还敢做菜，这次没把味精当盐放吧？”他转头看我一眼说：“你的‘早一轩’要是没人，我给你做厨师，一个月一千块。”我大笑，抓起块油炸排骨放入口中，母亲在背上打了一掌，“洗澡去，讨老婆了，还不讲卫生。”
家里有母亲给我和艳艳布置的新房，我们的婚纱照挂在床头上，墙上还贴有好几个双喜字。母亲因为我们不办婚礼，大大生气了一阵，她是想让房里象办过婚礼一样。
洗完澡，楼下有外人的声音，谁消息这么灵通？在镇上，一起读书和我玩得好的除了向东，还有个叫陆小兵，听说当镇长了。
“大镇长，来我家体察民情呀？”果然是了陆小兵。他说：“我来混饭吃的，连老婆孩子都带来了。”她老婆也和我打招呼，对他女儿说：“快叫大伯。”
陆小兵在我们三个中最小，结婚却最早，女儿都八九岁了。母亲摸她女儿的头说：“人家小兵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呢？自己还象个孩子。”我不禁想起儿子的照片，是否给她看呢？
“阿革现在可不得了。”饭桌上，陆小兵和母亲吹牛，“县里的领导都想讨好他，刚才县长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县长请他吃饭、住宾馆，他都不赏脸。”母亲惊奇地看我，“有这事？你耍什么臭脾气。喂！你几时认识县长的？”在她眼里县长就是领袖。
陆小兵又抢着说：“阿姨你不知道呵？阿革是带人回来建希望小学的，用向东的名字命名。”母亲说：“真是这样呀？还以为开玩笑呢！”母亲突然哭起来，“高高大大的人，说没就没了。昨天我见他妈，一见我就哭得不成样了。唉！记得那年我们住在五楼，液化气都是他来搬的，你们几个他最懂事，可怎么就‘‘‘。”
提起向东，大家都沉默。父亲说：“阿革妈，你去厨房看汤好了没有。”母亲才抹泪。这时陆小兵的女儿在外边叫：“快来看呀！大伯上电视了。”几个人都出去。只剩我和父亲，我说：“没办法想躲也躲不急。”父亲笑而不答。
父子俩干了几杯，父亲停下筷，“钱够吗？家里还有一点，我们也用不着。”陆小兵进来听到这话，说：“文伯，哪用得着你的钱，阿革带回来的人，是亿万富翁呢！一扔就是几百万！”父亲说：“难怪县长要请他吃饭。”也坐回餐桌。
“你躲什么躲？”母亲已看完电视，坐回餐桌。“样子挺好的，又不是丑八怪。平时厚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