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我说，格利果利，你知道，我是没有成见的。可是原谅我说句老实话，依我看来，你们俩的行为太自私了。当然，这话我不会对齐娜说，那会伤她的心，不过你得知道，我母亲难过到了没法形容的地步。”
“是的，这事是叫人难受的，”符拉西奇说，叹了口气。
“这一点我们事先已经料到了，彼得鲁沙，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的行为使得一个什么人伤心，那还不能说这种行为不好。有什么办法呢！你所采取的每个严肃步骤总难免要伤别人的心。假如你去为自由战斗，那也会惹得你母亲难过的。有什么办法呢！谁要是把亲人的安宁看得高于一切，谁就得全盘放弃思想生活。”
窗外闪过一道明亮的电光，这道闪光仿佛改变了符拉西奇的思路。他挨着彼得·米海雷奇坐下，讲出些完全不必要的话。
“我，彼得鲁沙，是崇拜你妹妹的，”他说。“往常我到你家去，每次我都有一种感觉，仿佛是去朝圣似的，而我也真的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我这种崇拜还在一天天增长。在我的心目中，她比妻子高得多！高得多！”符拉西奇把双手一 挥，说。“她就是我的神。自从她在我这儿住下的那天起，我走进这所房子就象走进一座神殿。她是个天下少有的、不同寻常的、最最高尚的女人！”
“嘿，他胡扯起来了！”彼得·米海雷奇想。他不喜欢“女人”这两个字。
“为什么您不正式结婚呢？”他问。“你妻子要多少钱才肯离婚？”
“七万五 。”
“数目不小。不过要是跟她讨价还价呢？”
“她连一文钱也不肯让。老兄，她是个糟透了的女人！”符拉西奇叹了口气，说。“我以前从没对你讲过她，我想起她来就讨厌，可是现在机会来了，我就说一说吧。当初我是在一 种优美纯正的思想的影响下跟她结婚的。要是你想知道详情的话，那就要从头说起。我们团里有个营长，跟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同居，那就是说，随随便便把她弄上手，跟她同居两个月，又把她丢掉了。她的处境非常可怕，老兄。她不好意思回到父母那儿去，再者他们也不会收留她。她的情人又抛弃了她，她简直只好到营房里去卖淫了。团里的军官们都感到愤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圣徒，可是这种卑鄙的行为实在太刺眼了。再者，团里的军官们本来就受不了这个营长。你知道，为了跟他捣乱，气愤的准尉和少尉们就一齐开始为不幸的姑娘募捐。好，我们这些低级尉官坐在一起开了个会，这个人拿出五个卢布，那个人拿出十个，忽然间，我的头脑发热了。我感到这个局面正是干一桩英雄事业的大好机会。我就赶紧到姑娘那儿去，用热烈的言词对她表白我的同情。我一路去找她的时候以及后来我对她讲我热烈地爱她的时候，我一直把她看成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人。是啊。……结果，这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向她求婚了。我的长官和同事们认为我的婚姻同军官的尊严不相容。这反而给我火上加油。
我，你知道，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上证明我的行为应该用金字写在团史上，等等。这封信寄到团长那儿去了，我还抄出许多份，分发给同事们。嗯，当然，我心情激动，难免写了些尖刻的话。团里就要求我退役。这封信的草稿我不知收藏在哪儿，将来我设法拿给你看一看。信写得很有感情。你会看出我经历过多么正直而光明的冲动。我退役后，带着我妻子到这儿来。我父亲死后只留下一些债务，我自己也没有钱，可是我妻子从头一天起就应酬朋友，喜好打扮，玩牌，我只好把田产抵押出去。你知道，她过一种很糟糕的生活，我所有的邻居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成为她的情夫。过了大约两年，我把我当时所有的钱都送给她，算是赔偿费，她就住到城里去了。是啊。……就连现在我也每年给她一千二百卢布。
糟透了的女人！老兄，有的苍蝇把卵下在蜘蛛的背上，弄得蜘蛛无论如何也抖不掉它。卵就在蜘蛛身上生长，吸它心里的血。这个女人就是照这样在我身上生长，吸我心里的血。她憎恶我，看不起我，因为我做了蠢事，也就是娶了一个象她这样的女人。她压根儿没有把我的宽宏大量看在眼里。她说：‘聪明人丢掉了我，而傻瓜捡起了我。’依她看来，只有可怜的白痴才会干出我这样的事。老兄，我痛心得不得了。总之，老兄，顺便说说，命运总是折磨我。它把我折磨得好苦啊。”
彼得·米海雷奇听符拉西奇讲话，大惑不解地问自己：这个人究竟在哪方面使齐娜如此钟情呢？他年纪不轻了，已经四十一岁，长得又瘦又干瘪，胸脯很窄，鼻子挺长，胡子花白。他说话好象在嗡嗡地叫，脸上现出病态的笑容，一面说话，一面难看地挥着手。他既谈不到健康，也没有漂亮的、男子汉的风度，更没有上流社会的气派，连欢欢喜喜的样子也没有，从外表来看，总显得没有光彩，不知道是个什么路数。
他的装束不雅致，环境单调乏味。他不赞成诗歌和绘画，因为它们“没有回答当代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理解它们。音乐不能打动他的心。他在务农方面能力很差。他的田产让他管理得乱七八糟，已经抵押出去，后来又被第二次抵押，按照第二次抵押契约，得付一分二的利息。此外，由于期票未曾清偿，还欠下一万卢布的债务。每逢到了付利息或者给他妻子汇钱的日子，他总是到处求人借钱，从他的神情看来，好象他的房子起了火似的；同时，他冒冒失失地把存着过冬用的全部干柴卖掉而只换来五个卢布，把一大垛干草卖掉而只换来三个卢布，到后来就吩咐人拆掉果园的篱栅或者旧的温床架子，用来生火炉。他的草场给猪踩坏，树林里的幼林地段任凭农民的牲口践踏，老树每过一冬就少一些，菜园里和果园里丢着养蜂的木箱和生锈的水桶。他既没有才能，也缺乏天赋，甚至没有普通的生活能力。他在实际生活中是个天真而软弱的人，容易上当和受气，无怪农民们称他为“傻大爷”了。
他是个自由思想者，在县里被人看做赤色分子，可是就连这一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枯燥乏味。他的自由思想缺乏独创精神和热情。不管愤慨也好，盛怒也好，高兴也好，他老是一个样子，毫不动人，显得疲疲沓沓。就连激昂慷慨的时候，他也不抬起头来，仍旧拱起后背。不过最乏味的是，他的优美纯正的思想，经他一讲，也显得平庸而落后了。每逢他慢腾腾，带着沉思的样子，讲起他纯正而高尚的时刻，讲起最好的岁月，或者每逢他称赞青年，说他们素来走在社会前面，现在也是如此，或者他斥责俄国人，说他们一到三十 岁就穿上家常长袍，忘了他们的almae matris③的原则，他的话总是使人不由得想起早已读过的旧书。遇到有人在他家里过夜，他就在那人的床头小桌上放一本皮萨列夫或者达尔文的作品。如果那人说这些书已经读过，他就走出去，拿一 本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来。
在这个县里，这就叫自由思想。许多人把这种自由思想看做一种没有害处的、无伤大雅的怪癖，然而这种思想却害得他深深地不幸。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无异于他刚才讲过的蝇卵：它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吸他心里的血。过去，他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古怪婚姻，他那些笔迹很糟、叫人认不清楚可是感情丰富的长信和副本，那些无穷无尽的误会、解释、幻灭，还有他的债务、第二次抵押、给妻子的津贴、每月的借贷，所有这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总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就连现在，他也跟从前一样，仍旧忙这忙那，追求英雄事业，过问别人的事。一有适当的机会，他照旧写长信，抄副本，发表使人厌烦的陈词滥调，讲村社，讲加强家庭手工业，讲创办干酪制造业，这些话千篇一律，仿佛不是活的脑筋里想出来，而是用机械方法制造出来的。最后还有他跟齐娜闹出来的这件丑事，谁也不知道会怎样结束！
然而，齐娜却年轻，刚二十二岁，长得好看，风度优雅，心绪欢畅。她喜欢笑，喜欢谈天，喜欢争吵，热烈地喜爱音乐。在装束，读书，布置良好环境方面，她都在行。象这种有皮靴气味和廉价白酒气味的房间，她在自己家里就受不了。
她也是自由思想者，然而在她的自由思想里人却可以感觉到充沛的力量，可以感觉到年轻、强健、胆大的姑娘的自尊心，可以感觉到她热切地巴望做一个比别人好、比别人更有独创精神的人。……那她怎么会爱上符拉西奇的呢？
“他无异于堂吉诃德，固执的空想家，狂人，”彼得·米海雷奇暗想，“她却象我一样意志薄弱，没主心骨，随和。……我和她都容易很快就毫不抵抗地让步。她爱他，然而我自己岂不也喜欢他，尽管他……”彼得·米海雷奇认为符拉西奇是个优秀、正直，然而狭隘、偏激的人。他在符拉西奇的激动和痛苦里，以至他的全部生活里，根本就看不见最近期的或者遥远的崇高目标，却只看见烦闷无聊和缺乏生活能力。他的自我牺牲以及凡是符拉西奇称之为英雄事业或者正直的激情的一切，依他看来都是毫无益处地浪费精力，就好比白白消耗很多的弹药，不必要地放一些空枪。符拉西奇狂热地相信自己的思想异常正直，绝对正确，他却觉得这种看法未免天真，甚至病态。至于符拉西奇这一辈子不知怎么竟能把琐屑无聊的事和高尚的事混在一起，他愚蠢地结了婚而又认为这是英雄事迹，后来他跟一个女人同居却从中看到某种思想的胜利，那就简直叫人无法理解了。
可是彼得·米海雷奇仍旧喜爱符拉西奇，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不知什么缘故，他从来也没有勇气反驳他的话。
符拉西奇找了个离他非常近的地方坐下，以便在黑暗里，在哗哗的雨声里讲话。他已经嗽过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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