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最让我不知所措的事情，是关于版权问题。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还没有什么版权概念，有人提醒我侵犯了前辈的版权，我很纳闷：录制了这么多的黄梅戏怎么没听人说什么版权的事情呢？这些不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吗？是可以供我们后人享用并加以改编的吗？我单纯的想，才不管什么版权不版权呢。结果，法院一纸传票来了。是黄梅戏界很有影响的几位老师联名写的，说我侵犯了作者的版权，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和授权，擅自改编作者的作品，还署上了吴琼的名字等等。我拿回传票，关起门想了很久，由刚开始的不解，甚至恼怒，慢慢的平静下来，反思了又反思，梳理自己心境和行为，确实，有些忘乎所以了。我忘记了，我只所以被观众和前辈老师肯定和赞赏，那是因为大家对我个人勤奋努力的认可，也是缘由对严凤英先生的喜爱，并把这种喜爱转赠给了我。而我却没有理由的飘飘然起来，并把自己被压抑被排挤的不满情绪肆意渲染，这个教训对我来说非常深刻。
冷静的坐下来，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封道歉信，向被侵权的老师道歉，前辈面对我诚恳的改过，没有将这桩官司继续，这让我十分的感动和惭愧，也深深体会到前辈老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爱和希望。
改革的春风刚刚吹起，耐不住寂寞的我又想干点什么新鲜的了，剧团没有资金让我们排新戏，不断重复老剧目已经令我们疲惫。对于“等”，我从来就没有兴趣。
“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不甘寂寞，不想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在等待中度过。我找了一些在剧院能歌善舞，吹拉弹唱都棒的人才，组织了一台像摸像样的黄梅戏歌舞晚会。团里设备不支持，我就出去找。当时的扬子电器刚成立了一个小歌舞团，设备齐全优良，我便去拜访扬子电器老总宣中光先生，我说，把扬子艺术团交给我吧？我们联合起来，名字就叫“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宣总一听很赞同，我们一拍即合，随后排出了一台集黄梅戏、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节目，“扬子电器——吴琼艺术团”满怀激情，充满希望，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一声别字怎开口（2）
火一样的热情，被一盆冰水浇灭。第一站，我们就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糊涂胆大的吴琼想都没想，就把还没有经过检验的队伍拉到了河北，拉到了天津，多么难演的地方啊！我愣是在什么也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去了，好险哪，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现在想想实在是可笑、单纯。年轻的时候，干什么都有点想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不止一次的犯错误，真正到了要痛改前非的地步。
那个时候，演出市场刚刚有点放开，中央的，地方的，乡镇的，农村的，专业的，业余的，统统都出来演出，（就在我们在天津演出的时候，还和李谷一老师带领的中国轻音乐团撞到了一起，我还清楚的记得韦唯演出时穿的衣服的颜色）刹那时，各个剧场，露天的，室内的，人满为患。但我还是固执地以为，黄梅戏有特点，上座率不会成问题。到了天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着急上火了。因为大家出来是想挣钱的，没有人看演出，我拿什么给大家发工资？我怎么把大家带回去呢？只好先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应急，很快自己的钱用完了，怎么办？着急是没有用的。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中国人在逆境中是容易共患难的。“吴琼艺术团”的所有同事都表现出应有的风度，体谅我这个当团长的处境，大家群策群力，出了很多好主意。特别是两位副团长，也是我的好朋友，现在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陈坚和李万昌，他们一直支持着我，帮我度过那一段难忘而又难过的日子。陈坚和李万昌后来也成为黄梅戏剧院的主要领导，分别担任剧院副院长和副团长的职务，这让我很欣慰，虽然“吴琼艺术团”没有继续下去，但我得意的是，自己的眼力还是不错，他们的能力得到更多人的赏识，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挫折让我学会思考，残酷的现实让我学会冷静，我由一个单纯的演员开始学会调查市场，分析利弊，管理剧团，解决问题。
我们理出头绪，决定尽快撤离天津河北，回黄梅戏大本营——安徽。
我们一边演出，一边调整，寻找机会。因为太多的设备和道具，还有人，回大本营是一笔不匪的费用。经过磨练整合，我们的演出也开始出现好的势头，观众越来越多，收支不仅平衡，还有盈余。
我们沿着河北一路转着，转到保定一带，机会出现了。记得是在保定，一家大企业的剧场演出，当地工会负责人及企业领导很喜欢我们的节目，特别喜欢我唱得黄梅戏，看完演出后，热情的请我们全团人吃饭，在吃饭的时候，领导问我们还去哪里？我说我们想回去，可是这么多设备，没有办法整回安徽。他爽快的说，那好，你别担心了，我们派车给你们送回去。我当时真是高兴坏了，工会负责人说，你还不赶紧敬领导酒？我说，好，站起来就干了一杯。
就这样，他们把艺术团的人员都送到了北京站，东西则派车运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我们顺利的打道回府，有一点灰溜溜的感觉，但还是很痛快的。毕竟，是自己挑头干了一回。
回安徽以后，我给河北的朋友逐一寄去感谢信，他们也回应了我的感激。只是岁月匆匆，这样的友情没有延续，很可惜。几年后我到北京工作了，偶尔也想，应该去保定看看那些曾帮助过我的朋友，但一直没有付出行动。一次偶尔和朋友聊天，他们提到的一个人名，让我觉得是那样的熟悉。我就问：“你们说的这个人是否在河北工作过？”他们说：“是的。”
“是否姓曾？”
“是的。”
“那他现在还在那里工作呢？”
“你打听他干吗？”朋友觉得奇怪。
我便把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才明白，对我说，这位领导确实是很有能力很仗义的人，后来因为工作突出调到首钢当领导，因为一时的失误，造成很大损失……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我听了分外震惊，很后悔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说一声：“谢谢。”虽然他有他的错，但对他曾经给予我的帮助，我仍然心存感激。
回到安徽的“吴琼艺术团”，又活了起来，我们仔细地分析了市场，做了周密的营销工作，演出一路顺利，场场爆满，看到每一个剧场都挤满了观众，站的，坐的，甚至蹲着的，水泄不通，心里真爽。
演出没有人看，起急，有人看，也不舒坦。因为场次多了，演出火了，同患难不能共享福是我们的通病，有的人眼睛红了，有的人觉得不平衡了，问题还是多多……
“吴琼艺术团”在经历了一年的运转，由亏损到盈利，最后还是彻底解散了。有点遗憾。在经历了剧团的经营，从对每一个细小工作的了解和对每一件事情的处理，我对自己除了演戏，其他方面的能力也有了信心。这也为我在后来拍摄电视剧《君子好逑》和黄梅戏舞台电视艺术片《戏缘》作为出品人和导演打下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由“吴琼艺术团”创作并演出叫好的节目《新夫妻观灯》，目前还一直保留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舞台演出中，可以肯定的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是“吴琼艺术团”首创的作品，著名音乐家谢国华先生创作改编的音乐，张力老师编的舞蹈以及导演蒋维国先生的创意《新夫妻观灯》，如今仍在黄梅戏剧院的演出过程中延续，令人非常高兴。虽然黄梅戏剧院没有为他们署名，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当然现在看来，这或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新夫妻观灯》仍然在黄梅戏舞台上熠熠生辉。
一声别字怎开口（3）
1992年，我正式的离开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调进中国广播艺术团。到北京报到的那天是炎热的夏季，八月。
离别总是心酸的，特别是告别曾让我心甘的付出了辛勤和汗水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十二年的青春热血，大好年华，我无悔。
又想起“别歌”里唱得：欲去无法去，欲留无计留，问君究竟何时归？是不是五月春风花开后？还是等万丈高峰变平地？旭日西升水倒流……
阵阵细雨阵阵风（1）（图）
穿上戏装的吴琼
不管离开安徽有多久或多远，无论我身在什么地方，我对黄梅戏这份“情”都是不会改变的，只要“心”想唱戏，并不一定要身在其中，也许，远离一点会看得更清楚、更明白。通常，人们不是说，距离产生美吗？
也许这样的距离对戏迷来说，不太理解，也不十分乐意。
到北京一直是我的愿望，但并不是目的。北京给了我更广阔的天空，有了更多的学习、充实自己的机会，也有了更好地弘扬、传播黄梅戏的机会。当我去全国各地演出，特别是黄梅戏剧院不太容易去的地方，像西藏、新疆、兰州、内蒙等偏远地区，以及去国外演唱黄梅戏。我发现，无论是偏远贫穷的地区，还是国外的繁华都市，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非常喜欢听黄梅戏，这给了我更多的信心。
1992年经过八年的努力，我终于来到北京，走进中国广播艺术团。这里面曲曲折折一时难以言表。只记得，火一样的太阳把大地烤的炽热，我拿着艺术团工作证走出广电部大门，滚烫的肌肤在烈日下突然感触到一丝冰凉，原来是我的眼泪，我哭了。是喜？是悲？我浑然不知。默默的，走在北京街头，这个我不熟悉的城市，我不熟悉的面孔，却让我在30岁的时候执拗地走近了你，是否有些迟了？心，在39度的高温下依然觉得有些冷。
北京很大，人所皆知，特别是对于我从相对集中也相对落后的城市来的人，“适应”这个词，恐怕是需要一辈子来“适应”的。过去在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练功排练，下楼就是，吃饭睡觉，上楼解决，一切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