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把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士兵证给忘了。如果早引起注意的话，上哪找不到一个士兵证？我只好说部队没有办，他不信：“你们部队的军务部门是干什么吃的？连当了几年的老兵都没有办？可是按规定必须要有证件和介绍信，我才能让你进啊？！”我一脸懊丧，好不容易来一趟军报，如果连门都进不去就回去那不是晦气到了头吗？那军官见我这样，有些同情我了，就问：“你军报里还有认识的人吗？”对，我怎么忘了呢？忙掏出范写的几封信，有一封是给军地组的李编辑，在墙上找到他办公室的电话，打了过去，李编辑正好在，他说马上出来接我。一会一个带眼睛的，个头高大的中校军官做来了，我迎上去，怯怯地问一声：“李编辑？”他拉着我的手，使劲一握，爽朗的声音响起：“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老部队的人了，真的是格外亲切啊。”就对那中尉军官说：“他是来找我的。”那军官早已站的毕直，双手送上开好的会客单，并冲我挤了挤眼睛。
很老的几栋办公楼，墙上布满了一种叫爬山虎的植物，把大楼裹的严严实实，所以大白天，一间间的办公室里也都开着灯。李编辑的办公室在三楼，进去看到了四五张办公桌，桌后面都有个带玻璃窗的书柜，每张桌上堆满了书和稿纸，人人正埋头工作。这和任何一个单位的办公室一样，有些乱，引人注目的是桌上一部红色的电话和一个很老气的铜制台灯，透出一份典雅和高贵气。李编辑看出我的心思，说我们这里的办公条件不能和地方的一些单位比，但是我的通讯很发达，他指了指桌上的红色电话：“这是全军的程控直拨，随便那个部队都可以打的，而且还和海事卫星连上的，在这里就可以给南海的守礁士兵联系。”这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听起来不压于天方夜潭，想想我在团政治处时，拿起那电话单机，吼半天，也听不清楚对方说啥的情景，我的嘴半天没有合拢。后来我去人民日报时，才知道解放军报的办公条件在中央各大新闻媒体里面还算相对好的了。
他问我住下了吗？我说还没有，他拿起电话说：“那住军报的招待所吧？”我点点头，放下电话，他一脸的遗憾，说住满了，不过军报大门对面有个地方的小招待所，好些送稿来的同志都住那。
我拿出这次带来的稿递给他，他看的很细，看完后就说：“走吧，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这些编辑记者。”于是，我和他就在二楼、三楼乱窜，见面他就说：“这是我老部队来的小老乡，有稿子请关照。”一天时间里能见着这么多的大名鼎鼎的名编名记，我是兴奋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每人见面一个军礼，说欢迎来长春的部队采访、作客。他们也大都对稿子也不表态，只说好，好，又忙自己的事了。不一会，十几篇稿就都到了编辑的手中，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绿色爱情（十七）
因为修理营马营长的稿要当典型宣传，要政工处处长同意，才能进入审稿程序，处长出差不在，李编辑就说稿子先放在他那里，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帮我改改。我当然大喜过望，其实心里也想只要能发出来就可以回去交差，也并不抱希望能发到什么好的位置了。这时，李编辑才抹了一把汗，摘下有些被汗水朦胧的眼镜，用手巾擦着，对我说：“小波，我今天可是违反了规定。编辑部为了防后门稿、人情稿，做出了规定，所有的稿必须有通联处的公章，才能到编辑手中”我一下急了：“哪些稿都没有盖章啊？！”他忙摆手让我坐下，说：“没有事，我带你去给的，应该没有问题。我是看你一个兵，大老远来北京送稿不容易，才帮你的，再说。范也给我打过电话。”
这时，我看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就悄悄拿出一个刚刚上卫生间装好的信封，一下塞到他手里，他一楞，脸马上就红了，有些生气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小波？”我满脸堆笑：“这是我一点小的心意，感谢李编辑对我们军宣传工作的支持。”他一顿脚：“我是那个军的老人了，对老部队关照是应该的，需要你送礼？再说，你一个战士，哪来的钱？”两眼直逼我，我只好低下头，小声地说：“我争取到了一些经费。”或者是看到现在是太尴尬了，他才缓和了语气：“小波，感谢你有份心意，这么说吧，收钱是我的底线，万万踩不得的，不过抽几条烟和一点什么土特产是可以的。”我心里明白了，从他那里也问了其他几个编辑的住处。
于是，后几个晚上，我就趁月黑风高，一一上那些编辑家串门，闲扯几句，放下两条烟和水果，他们开始也大都推辞，直到我说我实在不能把这些东西再带回去时，才把东西收下，说放心，放心。我知道是指的稿件。只有一个编辑见到我带了东西来，连门也没有让我进，就把我给打发了，害的我只好把那箱水果又扛回招待所自己吃。等到该去的都去了后，我就坐在招待所的地下室里潮湿的床上（北京很多的厂都建有防空洞，现在也都开发出来做成招待所了），盘算了自己的钱了，一算帐，吓了一跳，那钱已经花去大半，再不节约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如果要等一两篇稿件发出来再回去的话，我估计要一个星期以上。忙先把路费和准备呆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留够，手里就只还有300多元了，来的时候那种很富翁的感觉荡然无存，只好处处精打细算。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8点准时去报社，到评报栏去看看自己的稿子登出来没有，大概是那个中尉军官说了话，哨兵也就不再拦我，进出都点点头。我先从一版的要闻看到第二版的部队新闻，再看到三版的副刊和到四版的国际新闻，没有自己的稿，就上办公室找编辑唠唠磕，大家也都心照不宣，说不急不急。还被几个编辑抓差，帮着抄了几篇马上要送审，而原稿已被改的鬼画桃符样的稿件，只是边抄，边在心里骂作者：写的什么破稿？让编辑改的这样，肯定是人情稿！但是一想到自己的稿也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时，就不好意思再骂了。从报社出来，时间还早的话，就去逛逛西单和王府井的百货大楼，给范的三个女儿一人一个小礼品——带收音机的一支笔，给枫买什么呢？贵了钱不够，便宜了，拿不出手，千挑万选，在西单的一家赛特连锁店里买了根上面写满不知道什么文字的大红绸巾，那个漂亮的售货小姐还对我示范了七八种头巾、胸巾的结法，让我眼花燎乱。曾经在电视上看过香港一个女歌星的演唱会，什么歌记不得了，但是那根很长很飘逸的红头巾却记住了，枫如果带上的话，肯定比那歌星好看。一个人上那去玩都没有意思，去天安门广场、北海公园、和故宫看了后，就再也不想去哪了，成天就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录相厅里，看成龙和李连杰的拳脚生风。回来那潮湿的房里，就开始想枫和长春的部队了，我出来已经有10多天了。
这天，我刚上报社，就看到评报栏前围了不少的人，我挤进去一看，只见一版的报眼下的一篇稿被人用红墨水重重勾了出来，上面批了两个字：“重稿”，后面是一连串的惊叹号。这段时间，我天天上报社混，也知道了些内幕，发出重稿的原因很多，有通讯员一稿多投，给了这编辑，又给了那个编辑，两个编辑都把稿编出来了，而值夜班的编辑和值白班的编辑不见面，又没有看前几天的报纸，就给签发出来了，造成了重稿。还有就是通讯员为了完成任务，把过去已经发表过的，只改点数据或者换一下标题又寄给编辑，编辑把关不严，就又会重稿。当然，报社对发生重稿的事处理的也很重，通讯员和编辑都跑不了，编辑轻的写检讨、扣奖金，重的就会被停止编稿，通讯员也要停止上稿一到二年。而一个新闻干事被停一二年稿，那肯定在原单位呆不下去干不下去，要么改行，要么调走。我心里此时在暗自庆兴自己没有一稿多投。
这时，我看到二版新开的“连队新闻”栏目里出现了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小波”，哦，我的稿终于发出来了，不大，仅300多字，名字叫《王排长千里背电视》，说的是一个连队驻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执行任务，由于某种原因，电视机暂时没有发下来，官兵们文化生活很枯燥，王排长回家探亲，看到家里新买了大彩电，就把家里原来的小彩电，千里迢迢背回了连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篇小稿却先发出来，我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了。给李编辑去了个电话，他说明天我还有一篇稿要出来，我更是高兴万分。他问了下我的行程，就找军报招待所帮我订好了回去的火车票。
（十八）
绿色爱情（18）
有在机场当空军地勤的老乡约了几次去玩，一直都没有机会。这次在电话里都说冒火了：“龟儿小波，这么操要操抵到！再不来看我，就只好等我复员回四川来看我了。”我实在推不了，就说：“好，好，这个星期天我和王良一定来，多准备些酒肉，杀富济贫，不吃白不吃。”老乡笑了。
从北京回来后，范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小波怎么了？又黑又瘦，北京不养人？”要知道我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是怎么过的，早上是一杯白开水和两个煎饼果子，中午和晚上都是方便面，住的是又黑又潮的地下室，再加上担心稿子发不出来，回去没法交差，精神压力特大，人不瘦才怪！至于说黑嘛，北京的风沙再大，可是也就20来天，就能把我的脸给吹黑了？范要我好好休息几天。
我给枫说星期天要去机场玩，你去吗？我是随便说说，希望她说不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开玩一天，再说，我们兵老乡搞个聚会，去一个女军官总是不好，不说别的，光那肩上的银豆豆就会刺痛兵们的眼睛。谁知她一听，高兴地跳起来，双手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