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那就让孩子们排。”
我说：“孩子？孩子在哪里？影子都没有呢。”
他说：“以后会有的。”
我说：“以后，我现在一想到以后，心里就没底，就凉了半截。咱们的钱都贴补给死人了，哪来的钱迎接新生命？真不知道这世界上的人都怎么想的，是不是都疯了，死人去的风风光光，活人活的寒碜吃糠，真是本末倒置。”
但一想到北京的房价，我又觉得不管钱是花给死人，还是花给活人，都花在比一方土地上建起高楼的那些砖瓦便宜，实惠。
那天，我和黎先生没有排上队，也没有住在医院门口的小旅馆。主要是因为我妈联络上了关系，说是同小区里就住着那家医院的专科大夫，虽然不是心脏科，却和心脏科的专科大夫换着人情号。
我们对这位大夫感恩戴德，好似他爸的病已经治好了一般心情雀跃。
但就像是我妈曾说过的那样，看医生就向托亲戚办事一样，怀揣着希望，看的不是病，是心安。
没几天，我和黎先生就挂上了号，他爸做了各项检查，花了多少钱我已经不在意了，能不能报销也不是重点了，只要能看好，我们小辈的罪就没白受。
医学术语我是不懂得，但是专家的话我听懂了些，意思就是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手术，搭桥手术，吃药治标不治本。
我和黎先生私下商量着，既然相信专家号，所以挂了专家号，既然挂了专家号，就应按照专家的话办，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
回了家，我们和他妈商量了下，他妈抹着眼泪，表面同意了。
但是私下里，他妈和黎先生念叨的话，仍是传进我的耳朵里。他们母子俩关在小屋里说话，我凑在门缝倾听。倒不是我想听，只是这时候我生怕再生出莫须有的婆媳嫌隙，生怕他妈以为做手术是我撺掇的，只好偷听了。
他妈的意思和我猜的差不多，开始也是和黎先生商量着能不能不做手术，在他们老一辈人的观念里，做手术是个大事，能凑凑合合活一辈子的才是福气。
他妈还说，在她认识的老同事里，凡是做了手术的都没活几年，凡是不怎么去医院看诊的，都活的结实。
最后，他妈问了，这事是黎先生的主意还是我的主意。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黎先生说是谁的主意，听在他妈耳朵里，都会变成我的主意。因为任何一个当妈的都不会把责任推卸给自己的儿子，媳妇就应该当这个替罪羔羊。这并不是说黎先生他妈自私，只能说人性本该如此。
黎先生说：“是专家的主意，咱们家都不懂医学，这个时候除了找专家还有谁能给的出主意？”
他爸和他妈的意思差不多，归根结底也是不做这个手术。
他爸说，这次也怪他，听了三婶的话一时没能按耐住脾气，才会心脏病突发，难不成这种事还能时时刻刻发生？这种几率不大，以后也不会犯了。做手术？做手术要开刀，在心口上开一刀，就是治好了也要去半条命，更何况心脏病是治不好的，开多少次刀都不如平时放松心情，修身养性。再者，他每天的体检报告都说没问题，也没说他有心脏病，这次就是个意外，不能作为常规事件处理。
我劝道，如果心脏病像伤风感冒一样可以当做常规事件，那就不可怕了。很多人平时体检都没什么大碍，可是关键时刻，不是肝、脾、肺、大肠出事，是一直隐藏在角落的突发性心脏病断了他们的命，既然说了是突发性心脏病，它来的时候就不会跟你打招呼，打招呼的时候就是索命的时候，到时候再救，就晚了。
他爸怒瞪着我，说我咒他。
我抗辩道：“我没有，我是为您好，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要是我咒您，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可以偷偷摸摸的咒，何必当面说这些让您恨我？”
黎先生把我拉到一边，叫我不要再说了，由他说。
我忍着气，坐到一边，低下头，顿觉委屈。
黎先生坐到他爸身边，说：“现在做手术很简单，危险性也小了，我们公司就有个同事三十多岁就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现在能跑能跳，当初他要是不做，也许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老百姓去医院干什么，为的还不是换健康么，既然有机会换健康，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这可是生命的权利。”
他爸反问黎先生：“那要是做了手术出了事，是不是你负责？还是医院负责？”
黎先生说：“医院会和家属和患者签署手术同意书。”
他爸插话道：“那就是生死有命，没有人能负责了？”
黎先生顿了一下，没接上话。
他爸长叹一口气，好似叹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样无奈和无助，说：“生命只有一次，要是出了事，我赔的就是命，这个风险，我不冒。要是不做，我兴许能多活几年，要是做了，也许就剩下几天的命，我老了，经不起大阵仗了，更不想死在手术台上，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家里，这叫魂归有处。”
黎先生为难的看着他爸，又为难的看着我，我把脸别向一边，拒绝他的求救，不语。
而后，我和我妈、我爸说了这事，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手术不该做。
我问为什么。
我妈说：“万一手术失败，你公公去了，你这个媳妇就是罪人，你和黎鹏的婚姻就要永远蒙上一层阴影，以后你们有了口角，这件事指不定就会被挂在嘴边，而且你婆婆死了老伴，看你也多半不会顺眼了。咱们不求你婆婆关键时刻能帮你说话，就求她不要在她儿子面前说你的不好，当妈的话就是圣旨，就算不对，也总会潜移默化的灌输到孩子的骨血里，到那时，你百口莫辩，因为你背负了你公公的一条命。”
我说：“这是不是就是大家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妈，您说得对，我是不该管。他妈现在已经觉得是我撺掇黎鹏劝诫他爸得了，要是真做了手术，成功了是医生的功劳，失败了就是我的责任，我凭什么担这个风险？可是，如果不做这个手术，要是他爸以后出了意外，我又会怪罪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多说一句话，多劝他爸两句……这个夹心饼干，可真不好当，横竖我都是个罪人，要不就犯杀人罪，要不就犯知情不告罪。”
我爸说：“依我看，还是不做的好。谈生意的时候，我听一个生意上的伙伴说了，现在国内的搭桥手术大多是为了钱才做的。在外国，只有在几条静脉都堵塞了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才需要做这个手术，可是国内呢，动不动就搭桥，为什么呀，因为手术费动辄几万，还不算药费、住院费、红包费，而且这样的手术费还不能报公费医疗，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然了，具体什么情况该做手术，你公公这个情况该不该做手术，我说了不算，我只是道听途说。”
我妈不愧是家庭主妇，我爸不愧是生意人，他们看事的角度永远透露着本职和本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听在我耳里，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个手术不该做。
男＋女=靠 02
黎先生他爸的手术最终也没做，这是他们一家三口共同的决定，这个决定就像赫然竖起的高墙，将我隔离在外。
我忽然顿悟到，做人难，难在左右为难。夹心饼干就像是猪八戒照镜子，是个笑话。
但是私下里，黎先生竟然还和我商量着，什么时候再和他爸开一次口，他负责支开他妈，我负责做他爸的工作。
我看着他的脸，不忍说拒绝的话，更不想委屈自己，于是道：“黎鹏，依你看，你爸能听我的么？”
黎先生不语，他的默许就是答案了。
我又说：“在你爸的观念里，手术不是和健康挂钩的，是人命，咱们总不能为了健康舍了人命吧？成功了，他会说是他命大，是医生的医术好，失败了，这条命总要找人背负吧？我不能当这个罪人，为了你，我也不能当。”
黎先生半响才说了句，若若，你有点变了。
我下意识抬头看他，冷不丁的撞进他的眼神里，问，哪变了？
他说，感觉。
男人说事，总能指出一二三四，要是说感觉，那就是感情上的事，并不是客观事实。
我问，那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他说，介于好坏之间，云里雾绕，一时难以琢磨。
我觉得他这句话才难以琢磨，简直就是废话。
之后的几天，我和黎先生一起住在黎家，我妈说了，我爸的腰有她看着，公公的病，却不光要有儿子，身边还要有儿媳妇，儿媳妇心细，此刻正是发挥重要性的时刻。
临搬去黎家住之前，我妈嘱咐了三点，多忍耐，多张罗，少说话。
我觉得，这就是做好小保姆的三大守则，我就是做保姆去的。
黎家的活儿不好干，尤其是身份转换成儿媳妇以后，这活儿就带着点考验的意味了。站在他爸、他妈的角度上说，若是以后老了走不动道了，在外靠的就是儿子，在内靠的就是媳妇，现在就是初步验证阶段。站在黎先生的角度上说，能孝顺自己爸妈的女孩儿有的是，能孝顺他爸、他妈像孝顺自己爸妈一样的，凤毛麟角。
老话都说只有孝顺自己父母的人，才能孝顺伴侣的父母，这话太绝对了。孝顺是个有时间效应的词儿，孝顺一天是一天，一年是一年，那就像领工资，干一天的活儿领一天的钱，可有人领一辈子工资的么？
孝顺一辈子，才是难得。
我眼下的问题是，先把这六天度过，再把六天复制成一辈子。
在他爸、他妈家里住了六天，黎先生去上班，我请假在家帮忙。
我们商量过，黎先生的工资高，是主管，他不能请假，只好我请，要是公司怪罪下来，黎先生可以以上司的身份扛着下属，我却不能以下属的身份扛着上司。
他爸有三好，喝酒，看报，睡午觉。最近在他妈的监督下，戒了酒，人都蔫了，这就像逼着狗不吃肉一样，难。
前三天，我做饭，他妈指挥，我洗碗，他妈还指挥，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问我妈才明白，他妈的这种行为叫做不放心，也叫操心，再说具体细节，也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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