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教育部还鼓励与督促后方各省区办了一些地方中等学校，使中等教育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抗战前，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264所，1944年发展到3745所，其中中学战前1956所，1944年发展到2759所。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战前为627246人，1944年发展到1163113人。
对初等教育，陈立夫上任后，即取消了战前普及4年小学的义务教育制，改为实施“国民教育制度”。1940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将小学教育与补习教育合并进行，并规定乡镇设中心国民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分别由乡镇长和保长担任校长。后来，由于“保长之资格，大都不合于修正小学规章第六十二条规定”，所以到1942年，改定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在这些国民学校里，都设有小学与民教两部，分别对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和对成人实施补习教育。
通过不断对初等教育实行改进，小学数目逐年增加，学童入学率逐年上升，陈立夫自己说：“就学龄儿童入学率言，三十三年度后方19省共有学龄儿童3411万余名，入学者有1722万余名，连同已受义务教育而不在校者合计约共2500余万名。
入学儿童约占学龄儿童总数70％强，较前占53％大有增加。”陈立夫的统计当然有夸张之处，但客观地说，在当时战争的烽火年月里，基础教育达到如此成绩还是不容易的。
总之，在陈立夫的努力下，高等学校在稳定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增加，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关于质的方面，即关于非常时期教育质量的问题。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正常的教育程式应该废弃，应该实行与抗战有关的短期训练班和训练所，其课程也应该是研究抗战学术。他们提出：“在战时，大学是抗战人才供应所，是救亡干部训练所，同时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陈立夫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要为建国储备人才，正常教育仍应维持。1938年3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分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向全国学生阐述了他的教育政策，他明确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因此，“各极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有充实国力之意义。
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公告书的发表，至少在当时众说纷纭的主张中，有了一个主导性的政策，对稳定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在战争非常时期坚持正常教育，陈立夫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确定了他的战时教育方针，这一方案在1938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实施方案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要点，强调“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现状”，“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等。这一方案深获蒋介石的赞许，在1939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发表“训词”，就肯定了陈立夫的主张，他说：“我们为适应抗战需要，符合战时环境，应该以非常时期的方法，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精神，来扩大教育效果”。蒋介石明确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轨教育的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
平时，我们决不能关起门来，不管外边环境，甚至是外敌压境，安常蹈故地紧张不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工作……”蒋介石一锤定音，对陈立夫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大政方针定下之后，整个教育界人心稳定，陈立夫便好专一致志，戮力同心地去做好他的教育行政工作。对此，陈立夫深深感谢蒋介石，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还提及当年蒋的一番讲话，感谢蒋对教育的指示和对他的信任。
第五部分改革教育（1）
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不久，一天，无意中翻看国联调查团为调查中日冲突到中国进行调查后写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他特别看了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报告书说，调查团考察了中国的一些高校，发现中国高校“受外国教育的影响巨大”，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自外国。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学生所设。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
报告书对陈立夫的触动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结促使他作出一个重要决策：要收回“文化租界”，办中国的大学。后来，陈立夫写了《从根救起》一书，对他当时的心情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文化侵略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民国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后，才恍然大悟。那时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我一一为之安顿下来。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美国制，即是英国制。但是采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乏。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正是基于这一现状，陈立夫下定决心，“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像一座中国的大学。”为了建设中国的大学，陈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课程设置和教材方面。陈立夫亲自主持制定了“部颁”大学课程表及课程标准，要求各校统一执行。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在必修课中，增加了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这是陈立夫特别强调的。他说，一些大学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缺乏了解，这种状况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因为侵略者要毁灭其国家，必先毁灭其国之历史与文化。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史等；语言科中，将中国文列为与外国文同等的基本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能阅读古文书籍和写作通顺文章，外国文要求能阅读所学习的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同时，陈立夫还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提议在一些学校增设了抗战国防课程，如“堡垒工程”、“军用结构”、“兵器学”等。在部颁课程中，凡是没有教材的，鼓励教师编写教材。
在确定课程时，由教育部先定了一个整理课程的三原则：第一，规定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而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反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至偏颇之弊；第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根据这一原则，一些无用的课程删掉，一些重要而没有的补上。如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国的情况，设立水利、肥料、茶叶、丝绸等科系，并设置相关课程等。
除了改革课程设置外，陈立夫还领导教育部进一步拟定各科目教材内容，以备各校试用。1940年，在征集各校课程科目的基础上，开始编制教材纲要，当时集中了数百名教授，历两年努力，编写了各科教材纲要草案42种，颁发各校参考试行。与此同时，教育部开始编辑大学用书，在陈立夫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采取特约撰稿、公开征稿、采用成书三种办法，确定了163部书作为大学教材。几年后，各学校终于能按部颁课程标准，教材标准统一起来，一举改变了中国大学课程无中国特色，课程无中国教材的局面，为收回“文化租界”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二，统一大学教师评聘标准。陈立夫认为要办好学校，教师是十分重要的。他通过对一些学校的调查，发现大学教师的资格评聘，过去毫无标准，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评聘只有一条原则，即必须是留学返国者，他认为这种评聘既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不科学，是崇洋的表现。因此，他主持制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待遇暂行规程》，1940年由教育部公布。该章程规定：教员资格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4个等级；对资格审及定升等年资均有适当规定，担任助教、讲师有一定年资、有特殊成绩并有著作者，均应按照规定升格为教授或副教授，不受“留学返国”的限制。同时，对教师实行奖励的办法，凡“合格教员，可准休假进修，并发给研究费讲助金，其资深望重者，经过同科目教授之选举，可以担任部聘教授”。
以上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文科方面，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著作、王力的语法理论、钱穆的《国史大纲》、贺麟、汤用彤的哲学、逻辑课；理科方面，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其三，改进考试办法。陈立夫认为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