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拿总统职位换取国会荣誉勋章。”
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
1981年2月24日，当美国政府的最高勋章挂到罗伊·贝纳维德兹脖子上的时候，他自豪地忆起了杜鲁门的这句话。他外号“刻薄的墨西哥人”，这位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曾身经百战。他生于1935年，双亲分别是墨西哥人和雅基族印第安人，但他七岁时就死了父母，由得州坎波一个爱国的穷亲戚拉扯大。还是个小伙子时，贝纳维德兹就爱惹事，看二战时的新闻短片和找当地的学龄男童打架，他满是兴趣。他说自己是个“粗鲁、刻薄的小伙”，一身怨气最终导向了部队。开始时在德州国民警卫队，后来到了美国陆军，一路追随偶像、二战中受勋最多的奥迪·墨菲的脚步。因为在朝鲜战功显赫，贝纳维德兹得到了家族的赞许，有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本到空军接受训练。1965年他被派到越南，成为人称“猛虎”的越南第25步兵团的军事顾问。在那儿，他遇到了平生最大的挑战。和许多美国来的战友不同，要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在他不是困难。他自己讲：
我的个头、肤色和长相兼具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特点，与东方人接近，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我一生都在与种族偏见作斗争，没想到现在它们倒帮了我忙。
但他也发现，还是有一些障碍难以逾越。越南共和国军［1955年美国在南越扶持的军队——译注］的一些暴行，比如拷问孕妇和村民，他就不能接受。在目睹了一次拷问后他承认，虽然自己“杀人无数”，“可还是不能忘记那些村民眼中的神色”。但作为军事观察员，他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这是他们（指越南共和军）的国家，他们的战争”。一次巡逻（他的部下“看过太多遍的‘独行侠’［西部广播剧，讲的是印第安人通托和白人牛仔独行侠之间的深厚情意，并帮后者铲除邪恶的奇险经历，后来改编成电视剧，从1949年热播到1957年——译注］，以为要找的是剧中人‘通托’”）他“带队”（也就是走在别人前面几米，检查有无埋伏、陷阱），不幸踩上了地雷，等到了医院才恢复知觉：他的第一次越南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虽受了重伤，但贝纳维德兹不愿就此罢休。他和医生斗（他们说他再也不能站起来），和军方斗（他们想解雇他），和病痛斗（这是最难的），慢慢地能自己走了。接着又获准加入了美国特种部队。就像他争辩的那样，自己是个“战士，做不了文书”。经过一段高强度的训练，他又回到了越南，参与绝密行动，并试图从北越军队获取情报。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西格玛计划”。
最终使他一举成名的事件发生在1968年5月2日，当时他自告奋勇去救助执行机密任务时被困柬埔寨、后被北越部队包围的战友。在救援过程中，贝纳维德兹身中五弹，弹片分散在身体的六个部位。就在他想去救最后一个同伴时，不幸被北越士兵用枪托击中脑袋。他倒下了去，就在那名北越兵迟疑要不要用刺刀捅他的时候，他用特种部队的小刀返手将那人刺死。虽然身上有伤，他救起了幸存的美国兵，并把战友的尸体抬了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很镇静，想到要销毁秘密文件和电子设备，然后才登上前来营救的直升飞机。因为伤势太重，急救人员都以为他已死，把他裹进了运尸袋。一位负责人低身给他拉拉链时，贝纳维德兹做了力所能及的惟一一件事：他使尽全身力气，冲着医生的脸吐了一口唾沫。
作出如此牺牲，且如此英勇，贝纳维德兹被授予了两枚紫心勋章和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后者是美军士兵的次高荣誉。1976年，贝纳维德兹退役，领取全额伤残补贴。五年后，当着他全家43口的面，里根总统把象征美军最高荣誉的奖章——美国荣誉勋章——挂到了他的胸前。
他的事情没有到底结束。三年后，美国社会保障总署要求他接受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的检查，以判断他是否夸大了伤情，这让他大为吃惊。后来伤残查证属实，他却公开抗议，说自己为此蒙羞，引发了全美的愤慨。各地老兵请他出头。他回忆说：
大多数信是写给我本人的，开头就叫罗伊。他们多把我称作英雄，虽没有直说，却都暗示我是惟一能帮他们的人。很多人都诉说了他们的绝望：对美国荣誉勋章得主政府都能作出这等事，更何况普通退伍士兵呢？
虽不太愿意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敬爱的三军统帅，最后他还是站到了战友一边，开始为退伍军人的权利奔走。一边写自传，一边为位于得州休斯顿的一家“生命保障”组织工作。“我周游全国，到各地与人交谈，”他说，“我要告诉大家，自由总要付出代价。很多时候这个代价要用血肉来换取。”与和平示威者不同，他总是自豪地把奖牌戴在胸前，以纪念为国征战的“无名英雄”们。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2
再多的奖章也够不上美国的英雄。多数只能把伟业放在心间。每个军人都是“无名英雄”，在每一场地缘政治博弈、军事冲突中，我们的士兵不论男女，无论怎么被摆布，都会尽其本分、名誉和责任，为个人和民族的自由而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对住在市中心贫民窟的年轻人，他有这样的忠告：“要是不愿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吧，特种部队欢迎你的加入。”陆军罗伊·贝纳维德兹军士长及约翰·克雷格，《荣誉奖章：一位越战老兵的故事》（华盛顿特区，1995），页6，9，19，21，31，74，78—79，85，100，139—149及159—172。
罗伊·贝纳维德兹的自传暗合了传奇的一般模式：主人公刚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由好心人拉扯大，定要不顾生命危险做一件大事，以报答养育了他的社群。在英雄壮举后被人放进裹尸袋，贝纳维德兹就连光荣的英雄之死也（象征性地）体验了。有关英雄迷思的探讨，见罗伯特·西格尔（编），《找寻英雄》（普林斯顿，1990）。军队急需的就是像贝纳维德兹这样的勇士。部队虽有优良的“施暴”传统，而且自诩无论是谁都可以教训成合格的战士，但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培养起来终究要便利些，且更适合冲锋陷阵。在整个20世纪，关于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合格的战士，一直有不同的争论。种族特性向来是重要的标尺，可在其他方面由把战斗力视作人天生的、好像本能一样，而且（最重要的）因人而异，逐渐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通过群体动力学来培养的。
理想的士兵
现代战事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怎样的人容易成为勇士的固有看法。过去的一些标尺现在看来不免好笑，比如红头发的士兵做杀手最凶猛，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104。又如1962年一份调查所显示，胡子刮得干净和修剪整齐的人适合做军官，而上唇满是胡渣的人则不够格。G。佩伯迪，“髭”，《精神病学报》，107卷446期（1961年1月），页40—47。要不就是些老掉牙的观点：什么年纪越轻、身体越壮，攻击欲就越强等等。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及杰克·马汉、乔治·克伦，“海军陆战队战斗力的经度预测”，《社会心理学刊》，83期（1971），页45—54。卫生干事会设计测试项目，看谁“事故率”最高，这样的人据说最适于当突击队员，类似如少年犯、蹲过监狱的、“伦敦东区土生土长的”等也是合适人选。佛兰德斯·邓巴博士，“工业部队及武装部队中事故和失误的医学研究”，《战争医学》，4卷2期（1943年8月），页161—175及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婚姻会削弱男人的战斗力，因为“在关键时刻”，有家小的男人“会想到自己牺牲后家里孤儿寡母的情形——虽是不由自主的想法，却是自然流露，但这会使他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W。伯奇特，《温盖特的鬼军》（孟买，1944），页36。另见海军陆战队约翰·麦克恩里瑞上校，《一名海军陆战队俯冲轰炸机驾驶员在瓜达卡纳岛》（亚拉巴马，1987），页89。这一论点与塞缪尔·斯托弗的研究相抵触，后者证明已婚男士打起仗来比单身汉更英勇：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5。最镇定的杀手据说应是运动健将（像一位知名的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一战时就因用投球的那只手臂放倒了47个土耳其人而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81—82。最富攻击性的士兵莫过于生在辈出运动健将和勇猛士兵的家族的人。有两位研究人员在1945年曾这样说：“因为认同”父亲的作为，儿子会“努力重现父亲当年的神勇，也许会青胜于蓝”。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1—42。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3
个别行业的雇员颇受青睐。比如矿工，就被认为擅长“肉搏”。R。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页126。另见查尔斯查尔斯·麦凯罗上尉，“日记书信集”，1915年11月11日写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相反，尽管有诗人齐格弗里德·萨松的阵前嘉勇，美术家、音乐家之类是绝不可能成为英雄的。新闻简报摘自《早间顾问报》，1936年7月4日，收伦敦档案局PIN15/2503。主修英语、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较多质疑命令，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彼得·卡斯坦以此来论述军队需要这样的人：卡斯坦，“‘职业’和‘公民’军官：军校和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官候选人的比较”，收查尔斯·莫斯考斯（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