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普雷恩，《战时社会1914—1916》（伦敦，1931），页140。一般的文学作品强化了这种印象。约翰·菲纳莫以青春期少男为读者的小说便经常把女战士描绘得面目狰狞。他的《突袭加打斗》（1906）记述的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马其顿的“奇遇”，其中有对女杀手的描写。菲纳莫在她们身上灌注了大量的女性特征。在一个高潮迭起的营救场面中，小说中的英国青年莫里斯，就在他要被一名狂野的库尔德人刺中的一刹那，那人“贪婪的”胜利吼叫因一个“奇怪的战士”戛然而止，而他的面部有“飘衣”拂过。这个女人（莫里斯“在村里的最后一夜就是她招待的”）抓住了库尔德人的头，“敏捷地一抹”，“尖刀”就穿透了他的喉咙，“划”了道口子，登时“血如泉涌”。菲纳莫告诫他的年轻读者不要“小瞧”了这些女性：“不把护崽的野猫当回事”是要吃苦头的。这些女人“身强力壮、肌肉结实，是多年下地劳作的结果”，而且（更在点子上的是）支撑她们的是“心头的怒火，在她们面前，男性的锐气不免像阳光下的蜡烛那样暗淡无光”。佩着宽刀的她们“是为了孩子不受难以言状的痛苦而战斗的”，因此“一上战惩好像出笼的母大虫”。约翰·菲纳莫，《突袭加打斗： 英美战士马其顿奇遇记》（伦敦，1906），页123—124。母性的力量让女人成了人见人怕的杀手。
换句话说，生物的冲动让女性不太敏于所谓的骑士战争的规则。在西班牙，据说女战士对战俘比男性还要生硬。彼得·凯姆普，《我的有麻烦》（伦敦，1957），页23。对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表现的精彩论述，见玛丽·纳什，“‘保安队士兵’和后方女英雄： 西班牙革命浪潮（1936—1939）中的女性形象”，《欧洲思想史》，11期（1989），页235—244。二战中也有人责怪女兵要比她们的男同胞厉害许多，因为她们没有“男性那种对公正和忍耐的超乎个人的追求”。柯利·诺克斯，《都是英雄》（伦敦，1941），页156。另见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8—49。在朝鲜，女性突击队员“向来不妥协”，“甚至比其男性战友还要让人害怕！”莱昂内尔·海明，“天上掉下个龙骑兵”，页15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客观地讲，没有证据表明女战士的手段更不道德。弗洛拉·桑德斯就记得至少有一次，她训斥自己的男性战友做事不够堂正大度（他们要拿一个受了伤的保加利亚人和她比枪法），她一把扔下枪，讽刺说：“你们这帮人胆子真够大的！干吗不挑个能还手的？”弗洛拉·桑德斯，《女兵自传： 与塞军历险简记，1916—1919》（伦敦，1927），页156。 当然，女人要是“撒起野”来，要比男性部队“放手”时更加骇人。例见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其《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中对女民兵把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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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度 转 变
只是到了越战以后，英、美、澳军中女性的地位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开始，和平时期女性在军中的比例有了迅速的增长。从1979年到1990年，澳大利亚防务部队中女性的比例从不到6％增加到11％。到1990年，澳大利亚女性已经可以到靠近前线且“与战斗相关”的岗位工作，但仍不能做可能导致贴身近战的工作（比如装甲、炮兵、步兵部队）。在美国，美军中的女性比例从1970年代头两年的不到2％上升到中期的近5％，再到1990年的7％。在英国，截止1980年代末，女兵占到了部队人数的10％。伊丽莎贝塔·亚迪斯，“女性和当兵的经济后果”，收亚迪斯、瓦莱里亚·拉索（编），《女兵： 想象和现实》（巴辛斯托克，1994），页7—10；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32；休·史密斯，“出于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战争： 澳大利亚在越战中，1965—1972”，《战争与社会》，8卷1期（1990年5月），页125及131。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自1981年起开始向女兵发放武器，但如果她们个人“确实不愿意”，又另当别论。空军女战士可以选择是否学习使用武器，但海军就没得选了。英国女兵（因为在电波里调门很高，所以人送外号“金翅雀”）的真刀真枪更可能是在北爱尔兰。那儿有北爱尔兰妇女防务兵团，是专门对付女性恐怖分子的。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兹，“英国和世界大战”，收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38及4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在军队中日渐被接受，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适龄的男性人数不够。此前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率的陡降严重影响了男性的兵源。在英国，从1982年到1994年，15到19岁人口的比例下降了30％。就在同一时期，强制兵役已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在美国，越战中因为强制征兵而引起的政治危机使得这种做法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再实行。三军都急需召人： 所以女性作为人力资源就很宝贵。实际情况呢，正是因为一些著名将领（如美国空军的H．H．阿诺德上将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埃尔莫·聪姆瓦特上将的鹰派政策，使部队更愿意招募此前被军方边缘化的一些群体。桑德拉·斯坦利、梅迪·西格尔，“北约中的女兵： 最新消息”，《部队和社会》，14卷4期（1980年夏季），页560及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30—231。
妇女解放运动、更多的性自由、两性在工作场合和闲暇时的更大融合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歧视妇女的法律不断遭到削弱，英国1975年通过的性别歧视法案就是一个佐证。尽管没有提到军队，欧共体一年后的指令质疑了不让女性当兵的法律基础。自此以后，不让女性参战只能从战斗力方面找理由，而不能仅仅因为性别原因就把女性排除在外。即便是前一方面也越来越难坚守，因为技术的进步已经降低了体力差别在战斗中的比重。
更何况，许多女性都越来越热衷于亲上战场。琳达·L．布雷曾率领一支警察部队参加了入侵巴拿马的战斗，这事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对女性参战的支持率还是相当高的： 据《纽约时报》1990年1月的调查，七成的美国人赞成女性参战。《纽约时报》，1990年1月25日，页A1。这是《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做的民意调查。在新西兰，支持率要低一些——但仍相当高——1986年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近半数的民众认为应该允许女性参战。虽然男女两性的观点相差不大，但35岁以下的年轻人赞成的要更多一些（59％赞成），年纪较长的就没这么高了（赞成者不到三分之一）。《防务和安全： 新西兰人要什么？》（惠灵顿，1986），页58。女性士兵赞成的比例更高。在上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有一个调查涉及了两成的女兵，她们中87％的人赞成女兵接受战斗培训。77％的受访女兵认为，接受过此类训练的女兵应被允许做和战斗有关的工作，57％的人认为她们应该可以上战场。当被问及她们自己愿不愿意上前线时，61％的女兵表示愿意做和战斗有关的工作，45％的人表示愿意上前线。那些更倾向于上阵的女兵年纪都较轻，都把参军视为自己的职业。陆军凯瑟琳·奎恩少校，“女性和军旅”，收休·史密斯（编），《澳大利亚的军队》（堪培拉，1988），页63—66。很多人都相信，部队中的女性（尤其是女性军官）查尔斯·莫斯考斯，“女兵”，《大西洋月刊》（1990年8月），网上。服役女兵中有四分之三认为女性不应进入战斗部队，余下的女兵认为应允许体能好的女兵志愿加入战斗部队。无人认为应强制女兵加入战斗部队。但女性军官有四分之三认为合乎要求的女兵应可以志愿加入战斗，余下的甚至认为应强征女性加入战斗部队。 “向来希望”扩大自己的舞台，以获取更大的认同和更高的地位。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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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不是（像有些历史学家宣称的那样英、美、澳三国持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见米里亚姆·库克，《女性和战争故事》（伯克利，1996），页113；艾德里安·豪，“澳新军团神话和女权主义挑战”，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05；莎伦·欧迪特，《打敌人，写女人： 一战中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伦敦，1994），页217。）战争中的“异类”；恰恰相反，她们是战时杀戮和相关神话不可或缺的部分。历史上，军方反对女性拿枪，是因为担心传统的性别区分一旦打破会引起混乱；还有就是担心女性的好战心理一旦释放出来对男女两性都会是打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女性开始意识到，军方的说辞和现代战争的特点（“前线”和“后方”的界限模糊了）及战斗部队的心理（女性战士更会因为要保护其男性战友，而不是像骑士般呵护那些“无助的”妇女而去杀人）实际都是脱节的。男性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战斗中身心都会受到打击。女性却能通过表现自己的好战欲，依照自己的想法来重塑女性在战争中的性别角色。暴力给人的快感女性也有体会，但（因为她们无法参战，也就没机会进入文学的视野）她们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