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性别角色。暴力给人的快感女性也有体会，但（因为她们无法参战，也就没机会进入文学的视野）她们的反应是鼓励自己的孩子、男友和丈夫去捐躯沙场。惟其如此，她们才有了悲伤的权利。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1
我现在最怕拿枪。
怕自己在这市郊一时失去控制
冲上街头大喊大叫
“终于空降！”
杀了送牛奶的人。
查尔斯·M．普赛尔，“……那时我们还年轻”，1972越南勇武十字勋章，查尔斯·普赛尔，“……那时我们还年轻”，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 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109。
整本书看下来，其中的男女都试图在战场的血腥之上强加自己的意志，这虽然很难解释清楚，却常能给人以快乐。哪怕原本就很混杂的环境，他们也试图建立某种秩序，同时也不放弃自己经历的独一无二和确证无疑。这种混杂随杀戮而来，在考察战争对于战士、其家人和朋友的“冲击”时也脱不开。日记、书信、自传、调查数据和其他对过去的构建都向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战争影响的快照或者“静物”的素描。小说、戏剧也同样有用。
埃米莉·曼的话剧《静物》，编、演都在1981年，据说是“作者以和别人的聊天为题材写出，叙写他们的经历”。这部戏不只是“关于”超越混战的努力，它表现了战争给人的冲击。本书中许多人的影子在剧中三位主人公身上都有体现： 老兵（马可）、他的妻子（谢丽尔）和情人（纳丁）。马可在剧中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愣头青，二十出头，自愿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去了越南。他原以为战斗能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可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成了“畜生”。像本书第五章“爱恨情仇”中的战士那样，他并不愤恨共党分子。相反，是他的父母“把他往里推。那些鬼话，他们竟然都信”。但在看到战友被杀害、阉割、碎尸后，他立刻成了疯狂的杀人机器。他搜集战利品，甚至还从被杀的敌人身上取下骨头，寄给母亲。他相信如果赶上二战的话，他也会如此凶残。虽然他也承认，杀“越南佬或者亚洲人”要比杀“白人”容易，但他坚持认为“对任何人都能下得了手”。他喜欢杀人，承认自己一杀人“就兴奋”：“那感觉太美妙了”，他回忆说。同样的意思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战争欢愉”里也表达过：“我手中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吸毒、莋爱的感觉不过如此。”
但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合法杀戮和暴行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一次在“残酷”杀害了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双亲后，马可的快感变成了痛苦。他明白，自己本可避免这种无谓的杀戮：“我完全可以说： 我不干，或者： ‘我牙疼’，然后脱身。”但命令毕竟是命令，他开了枪。杀人后一段时间他想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这也不成之后，便是让人窒息的悔恨。他说
别人能做的就是拿话来安慰我，但我知道自己的所做跟让犹太人排队就戮没什么区别……我知道，做下这种事的不只我一人，还大有人在。比我痛苦的人也有的是……但他们没有杀害无辜啊。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致命伤，我想，我骨子里大概都坏透了吧。
这些内心冲突在他荣归故里后反而加剧了。虽然作为一名“武士”他是成功的，但回乡时没有任何仪式。“我从战场回家，进了门，没人说话。我要了杯咖啡，我妈就开始说喝咖啡怎么怎么不好。”回乡后，他开始到大街上、酒吧里找人打架。他对妻子施暴，还照下妻子被绑在木桩上、四周全是刀片和碎玻璃的照片，并把它们摆放成施虐的样子，算是自己所谓的艺术。他有时虽然天不怕地不怕，想自己哪怕在大街上杀了人，法庭也不会判一个越战英雄有罪。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害怕自己、或是自己的孩子，会因为在越南的罪过受到惩罚：
我想别人会……嗯……我是说我有点多疑。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越南做了什么，他们都想害我。我怕极了。浑身是罪感。
承认自己有罪，就在自毁的路上设置了障碍。像第七章“悔过之思”中的人物一样，马可也一再坚持“服从命令”的重要性。他还笃信，一旦向情人承认自己的过去，就永远不能“免于罪感了，因为我的确在越南做过坏事”。战争给马可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回家后他就以伤害其他人作为报复。但既承认自己有罪，并有一个母亲似的人在身旁听他告罪，他的伤口慢慢开始愈合。
谢丽尔是马可的妻子，也被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她虽没杀过人，但给“屠场”画的图却分毫不差。谢丽尔深知暴力不独在战场上才有。她的兄弟是平民百姓，好几次差点杀了自己的妻子。最后，他妻子终于“崩溃”，杀了儿子。与马可不同，谢丽尔对待暴力的方法是视若无睹。她恳求马可“忘掉那一段”，马可跟她说自己是个杀人犯，她却说马可“能是个好丈夫”。“他把什么都归罪于战争”，她说，然后转向观众：“但我要告诉你们……不能让他这么想。”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2
谢丽尔想忘掉杀戮，纳丁（马可的情人）却是直面暴力，甚至是迎上去。马可的杀人冲动在她看来是因为“卑怯”和“调皮”： 他带施虐性质的作品是“绝妙且诙谐的”。马可跟她说杀人时“感觉特好”，纳丁全都理解（“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她回忆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换句话说：“马可做的每件事都无可指责。类似的事我们都做过。谋杀我们曾经的爱人，或我们自己。”“世故”在纳洞来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在她看来，马可没什么不对劲的——是，他愤世，可她的朋友里谁又不是呢：“马可不过拿起了武器，把这种愤怒形之于外了……带着人群交、涂鸦、盗窃。这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少见啊，”她吐露说。就像本书中提过的女性，她认为暴力不过是这个两性世界的一部分，（男人）打仗不过比（女人）分娩糟糕若干倍而已。对纳丁来说，战争对人的影响并不难解：“他叫自己是定时炸弹。我想你也是吧，嗯？”
虚构的人物如马可、谢丽尔、纳丁，对杀戮有不同的反应： 悔罪、否认和接受。马可的杀人之举——无论是“合法的”（比如战场上酣畅淋漓地厮杀）还是“非法的”（比如针对平民的暴行）——也牵动了两位没上过战场的人。在该剧结尾，观众的目光被吸引到一张照片上： 两个葡萄柚、一个橙子、一个破鸡蛋和新鲜的面包。这些“静物”间躺着一颗手榴弹。埃米莉·曼，《静物》（纽约，1982）。
像马可这样有暴力倾向的老兵，现代人看后良心会不安。他会让我们想起“心中的恶狼”，既无法引导它转向有益的方面，又不能完全根除。人血飞溅的负面影响之一是会生成一个巨大的神话，既被用来解读军人的行为，又被反战言论利用作为自己论点的支撑。毕竟，如果可以证明战斗的血腥对幸存者没有长期的负面影响，那关于战争的又一不利因素就可以不予考虑了。但与之相关的、在“战争使人残暴”的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同样令人不安。战士和非战士有如此大的差别吗？谢丽尔和纳丁都问。这两类人的性别、年龄和（在战争初期）身体的强壮程度当然不同，但在“他们”和“我们”间真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在战争影响的“静物”图上，我们发现，退伍军人面临的诋毁和恐惧竟和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有极大的关系。
“心中的恶狼”
历史学家和其他论者一直喜欢强调战斗怎样使参与者变得残暴： 战士为了他们可怖的职业常要付出巨大的道德、精神代价，人格常会被战争“贬低”，阿弗利多·博纳迪奥在他题名一针见血的《兽迹》（1989）一书中说。阿尔弗雷多·博纳迪奥，《兽迹： 一战文学中的死亡和堕落》（列克星顿，1989），页2。另见玛丽亚·塔塔尔，《魏玛德国的性谋杀》（普林斯顿，1995）及克劳斯·特韦莱特，《男性幻想》，2册（明尼阿波利斯，1987）。在本书考察的三次战争中，一般民众都十分担心年轻的士兵能否适应杀戮，怕他们因政治形态而不愿杀人，而因此被敌人所杀。把“孩子”送上战场，他们中的一些人杀了别的“孩子”。等战争幸存者回家时，他们已经“成人”，需要重新面对家人、朋友、爱人、情侣，学着和他们相处。没有人会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
不能一回归平民生活就把战斗经历抛在身后，在事后回溯、试图理解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有必要把它们和普通民众分享，并接受他们的修正。战士的叙述引发了各种反响——有同情，有嫉妒，有遗憾——也有恐惧。任何人要是杀了人，怎么会清白？这些战士身上久经压抑的侵略性会不会在无意中“流露”？老兵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他们确实杀过人”，弗朗西斯·罗利博士在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协会的一份杂志上鼓吹说，“杀人者喙上的鲜血让一切都变得明了。杀戮让人对生命的神圣失去了敏感。这些都是战争孵化出的雏鸟，并在战争的邪恶翅膀下养大。”弗朗西斯·罗利博士在一期无名、无日期的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协会杂志上，引自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14。 精神分析学家就想，在军中养成攻击脾性的这些老兵，在妻子或女友拒绝“听命”或对其攻击意图有任何抵触时，如果真的失手杀了她们，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