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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有时也有矛盾。这在《缚鸡行》中有深刻的表现：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鸡和虫都是生命，不是这个死，就是那个亡，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诗人为这个解不开的矛盾而痛苦。在今人看来，杜甫是庸人自扰，因为打鱼养鸡无非就是供人口腹的，这是天然合理的。今人还会指责杜甫的同情是虚伪，客气的会说有些迂。《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的传统就是重视生命的，认为生命是天地的恩惠。儒家伦理观念又是感性的。因此，人为地终结自然界中的任何生命都会激起儒者的恻隐之心，并认为是有悖于恕道。在孟子看来，这点初始的“不忍之心”，虽然细微，但很重要。它是人们能够接受儒家思想意识和“仁政”学说的基础。在现代伦理学者看来，人类的同情心和些微的善念都是具体善行的出发点，是值得珍视的。杜甫不仅有这样的情感和意识，更重要的是他还用如花妙笔把这些转瞬间产生的、也可能转瞬间消逝的情感和意识记录下来，用它去打动千秋万代的无数读者。
实际上，这些一闪即逝的善念，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可能有，但是我们没有发掘它、珍视它，更没有用符号把它记录下来。因此它也就很难在我们这里转化为行动，更不会产生影响他人的效果。这些善念很快地就会淹没在尘俗的现实生活之中，而不会得到升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之不同于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性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即使像“三吏”、“三别”这样具有强烈揭露性和抨击性的作品，也在展示苦难的同时歌颂了生活于苦难中的人们相濡以沫的深情，说明了普通的老百姓也没有因为苦难而变得麻木。杜甫描写这些用以呼唤人们的良知和启沃人们的良心。
大儒杜甫（6）
11培养善根与发扬善念
我们说杜甫善于发现和揭示人人皆有的善心善念，但也应指出杜甫的情感是比我们这些普通人细腻、丰富，他所感受到的我们这些普通人不一定都能感受到。例如，杜甫曾经游历过的风景，当再次去时，感情就不一样了。他在《后游》一诗中描写再度游修觉寺的心境：“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为什么“曾游”、“再渡”就与初来不同呢？人的感情仿佛是自然界的甘霖和雨露，给万物以“润泽”，寺庙与小桥有过诗人的投影，所以当他“重来”时才感到分外亲切。对于自然风景缺憾，杜甫也有极敏锐的感受，“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更愁人”（《曲江二首》）。只要出现了一片落花就使得春天不再完整，这种感觉细腻仿佛是童话中的“公主”，能被九层厚垫子下的一颗豌豆硌得不能入睡。这种感觉就是儒家说的“智”。“智”是仁爱的基础，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不择仁而处，就是不“智”。没有“智”，也就是没有感觉，换句话说就是麻木不仁。麻木的人，没有感觉的人，不会有“仁”的。我们从生活中也会体会到，对他人痛苦没有了解的人，就谈不到“爱人”。《水浒传》三十八回写李逵与宋江等人在酒楼吃酒，李正要在大家面前卖弄他的“胸中的豪杰的事务”，没想到一个歌女前来咿咿呀呀的唱歌，宋江等人都听歌了，没人注意李逵了。李逵大怒，两个指头朝小女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死了过去。那个小女子是个可怜人，按照过去宣传的“阶级同情”说，李逵应该同情她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他对小女子的苦难没有感觉，也就谈不到同情。杜甫对他人痛苦的体验是极深的，并能很准确地表达出来。例如《新婚别》中新娘子身份的尴尬：“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垂老别》中被征发上战场的老夫妻之间的互相怜悯与安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杜甫一会儿是老父，一会儿是老妻，分担着两位老人的痛苦。
对于万物万事，大自然动植万类中的弱小者，杜甫也是充满同情与理解的，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举不胜举的。
12唐代的儒学
研究中国士人史（或说“知识分子史”）的一些专著中很少专门论述士人的性格形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考察士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后果，必须对于士人的性格有深入的了解。某事当前，他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种选择就是由其性格决定的。自汉代以后，对士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首推儒学，其次是道家、佛家、纵横家（社会动乱时期纵横家对士人影响尤大）。当然，不同的时期、在不同人物的身上各家影响有深有浅，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说来还是儒学较其他学派对士人影响大些。唐代之后，儒家对士人的影响又增加一个渠道，而且是影响力极强的渠道，这就是杜诗。
说到唐代的儒学，历来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唐初官方主修的“五经正义”；一是所谓的“中唐儒学复兴运动”。后者代表人物就是韩愈、李翱。唐初孔颖达等人所主持修官书，只是汉代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经学的总结，并为士人提供了一套为官方认可的五经注本。主持者们对儒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发挥。至于韩愈，虽被苏轼称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文公庙碑》）。但这是太超过实际的赞颂。韩愈的文章写得很好，又强调“文以载道”，因此，人们就误认为他于儒道有所得，甚至把他看作宋学的先驱。实际上，韩愈对于儒学的精髓很少有深入的理解，并热衷于世俗的利益，对于儒家倡导的超世脱俗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什么体会。他论述儒道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是很粗糙的。所讲的都是表面的条款，而对其实质没有什么阐发，很少有理论，更没有打动人的情感力量。其“天刑人祸”说，也不过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翻版。原始儒家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并以提升人性和重人情味为学说的核心，而韩愈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其主张有的是“与民为仇”的。为了维持当前的社会秩序与文化秩序，对于其他价值都采取了绝对排斥的态度。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谈到的韩在文化史上的六点贡献，有关儒学就两点，一是宣传“道统”，一是维护“道统”。然而他宣传与维护的又不甚合孔孟之义，还对原始儒学作了许多歪曲，那么其所“维护”和“宣传”的就不过是块招牌而已，与儒学关系不大。宋代理学家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对韩持批评态度者居多。杜甫代表了儒家初创时期的方向，而杜诗代表了唐代儒学的最高成就。
大儒杜甫（7）
13杜甫的寂寞与被认识
唐人对于杜甫诗歌的成就和价值，特别是其中蕴涵的儒家情怀是缺少认识的。流传至今的唐人选唐诗中，很少有选杜甫作品的。杜甫满怀深情地赞美过当时许多诗人的创作成就，但却很少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朋友们薄情寡义，而是杜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意识和审美风范与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和审美情趣是不合拍的，因此很难被理解，这使得杜甫深感寂寞：“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唐代开国的中坚力量是军事贵族（许多人还带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尚武、建立功业是当时士大夫的人生追求（沈ND047期诗中所说的“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