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保守秘密的规则。江湖人爱说他们的规矩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要保守秘密。保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江湖是个与主流社会对抗的隐性社会，不保密就不成其为隐性社会，就随时可能被官府打压。
③严守江湖道德。江湖道德中最重要的是“义”字。它的通俗表态就是“义气”。简单地说，义气就是游民之间的互利。在急难的时候能够“拉兄弟一把”，受人滴水之恩便作涌泉相报，等等，这些都是讲义气的具体表现。讲不讲义气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江湖人的标志。
④互相尊重的规则。江湖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是受卑视、受侮辱的一群，他们是自卑的，但他们又有些变态的自尊，所以与江湖人来往时要特别尊重他们。江湖人爱说，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或者说，我们都是在外面跑的人；所谓“场面上”、“外面跑”，都是指在江湖上谋生活。他们亮出这些为的什么呢？是要求对方给面子，不要把事情做绝。这种不要撕破对方面子的规则近于禁忌，触犯了可能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2秘密组织的规则
江湖上不同组织、不同的行当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则，有一些属于它那个行当的禁忌。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如天地会特别注重“出手不离三”，禁忌“四”、“七”这两个数字。
江湖规则虽然不是主流社会的法律，但是其坚硬不下于法律。进入了江湖，特别是加入了秘密组织，就等于把自己从肉体到灵魂都出卖了，再想金盆洗手，那是很难的。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也。如果胆敢径自离去，往往要受到“三刀六洞”的处分，甚至殃及家族。当然游民投入江湖、成为江湖人，也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进入组织，那是要经过种种考验的。只要是一进入了江湖，就要受到约束，不能像无所属的游民那么“生猛”，毫无顾忌了。游民的基本特征他们还有，但江湖舆论、江湖道德对他们的约束更是不能忽视的。《水浒传》中的李逵尽管野蛮残忍，但他还是受宋江约束的，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做个游民，江湖不会接纳他的，他就成不了江湖人。
江湖的百科全书
六、《水浒传》：江湖的百科全书
《水浒传》这个故事，是江湖艺人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听众和读者，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存在，而且《水浒传》的故事就是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现给读者看。因此论《水浒传》，最应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游民江湖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传》的故事。
前面说过，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水浒传》描写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江湖，这部书以及与之相关的戏曲、说唱文艺作品等，它们在中国下层社会中普及了关于江湖的知识，使得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们得知，除了他们的苦挣和苦受外，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只要他有足够的胆量就可以投入。可以说，《水浒传》引导着这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们走向江湖，成为江湖人。
《水浒传》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江湖的内涵，也使江湖更加壮大。许多下层社会的人们，特别是游民，是根据《水浒传》或者说是从“水浒”的视角来认识社会和参与社会斗争的。
《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成为后世江湖人的百科全书，被江湖人奉为圭臬。它倡导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思想意识，主要就是“造反有理”的思想。作者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是如何佞幸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以及正义不能伸张，展示了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并为后世农民起义、游民骚乱、武装割据、土匪抢劫等一切针对政府的暴力反叛活动提供了依据，提供了心理支撑点。暴力反叛者们可以头头是道地说“这是逼上梁山”，也可以说“这是英雄聚义”。总之过去十恶不赦的造反，仿佛也没有了什么，成为许多人敢想敢干的事情。由此，水泊梁山成为武装造反者膜拜的圣地，“宋大哥”也几乎成为江湖领袖的代称。
无依无靠的游民从生活中和反映游民生活的通俗文艺作品中，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要与主流社会对抗，要在险恶的江湖上奋斗，必须与相同命运的人们结合起来，才有力量。《水浒传》为游民的组织化构造了一套完整的操作和运行的规则，也为他们提供了话语系统，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从清初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秘密帮会——天地会的建立和发展，就借鉴了《水浒传》。天地会的入门诗就有“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的句子；天地会中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细密的组织规则（如天地会的内外“八堂”的组织建构），这些也多取之于《水浒传》。
从《水浒传》中，游民懂得了在江湖上与同道的交往是有规则的，不能胡闹乱来。这就是被江湖上认为是最高准则的“义气”。“义气”这个伦理准则，正是靠《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登上江湖殿堂的。“义气”从此深入江湖人的心，甚至也极大影响了其他阶层的人们。为了“义气”不怕两肋插刀，这种游民通俗道德的深入人心，应该说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功劳。《水浒传》中树立的最高样板是宋江，游民最崇拜他的就是“仗义疏财”，这是江湖人的最高道德。
《水浒传》还创造了许多江湖话语，由于这些话语活跃在人们的口头，转变成为观念被江湖人吸收，并且成为江湖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基础。例如“江湖”、“好汉”、“义气”、“聚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招安”、“替天行道”，等等。有些话语甚至普及到其他阶层，在社会上起着或正面或负面的作用。
说暴民（1）
说暴民
几年前，我在《南方周末》发的一篇短文——《警惕暴民意识》中说：
暴民意识和清官意识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挥之不去的情结。现在，清官意识不管如何改头换面、冒充新的东西，舆论还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作为负面的社会现象来批评，而暴民意识则不然，电视剧《水浒传》中一曲《好汉歌》唱遍大江南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从内心里羡慕那些敢于“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暴民，把其看作是解决社会不公时可供选择的手段。社会舆论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还常常把这些当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加以表彰。听说，它还被改编为现代民谣，起句为“下岗大哥你别走”，以“该出手时就出手”作结。民谣赤裸裸地表达了一些人幻想用暴力的手段改善经济地位的愿望。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这篇文章本来是有感于目前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倾向，而发表的意见，不期引起了许多热心探索社会问题人士的注意。不仅有些读者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还把这篇小文贴在了网上，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
综合发表的文章和寄给我本人的信件，其意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①“暴民”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老百姓的反抗是天然合理的，没有什么“暴民”问题，只有“暴政”、“暴君”，“暴民”的说法是统治者对人民反抗“暴政”的污蔑。甚至有人认为，提出“暴民”这个概念就有“与民为敌”之意。有的读者很气愤地说：“暴民”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还不老实么？你不满意“暴民”，是不是在为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张目？
②如果说老百姓中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话，那也只是“顺民”的问题。因为据有的论者说，中国的老百姓在迫害与压迫中缺少反抗的勇气。
③因为有“暴政”，所以才有“暴民”，因此，要“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权”。
对于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当前影视作品中充斥着的暴力文化的问题，反而没有什么人接触到，这是令人遗憾的。也许是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1“暴民”是个沉重的话题
近几十年来，我们说惯了“人民”这个词儿（1949年前是说“国民”）；近几年来，又有倡导用“公民”这个概念，来表述老百姓在“法治社会”中位置的建议。这的确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而“暴民”这个词儿，却很少在我们的文字和口头里出现，大家头脑深处也缺少“暴民”这个概念。因此，《警惕暴民意识》的发表使一些读者感到突然，感到不解。我曾在《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一文中写到：头脑里充斥着“清官意识”和“暴民意识”的人们，“或是匍匐在清官脚下，希望得到他们的垂怜；或是不怕天不怕地，铤而走险，去争夺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于是，有的批评者就据此驳斥说，夺取“属于自己利益”的人们是正当的反抗者；那些夺取“不属于自己利益”的人们是“暴徒”，称“反抗者”为“暴民”是错误的。这种批评从根本上否定有“暴民”存在，没有“暴民”，当然更不会有“暴民意识”。于是讨论便失去了基础。
什么是“暴民”？我想大家都会有感觉，但它又很难下定义。我理解的“暴民”是：当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一味执着地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的平头百姓。他们认为暴力是万灵妙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而不考虑其他选择。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与人类本能、某些生活经验以及环境、文化有关，我在下面将一一述及。
究竟有没有“暴民”？我认为首先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经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对是否有“暴民”形成疑问！事情摆在那儿，不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