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腥鄙僬夥矫娴幕疲晒┙杓乃枷胱试捶浅Ｉ佟Ｕ飧鲅叭挝窬拖缘煤苤兀ǖ比唬肮佟钡难叭挝窀兀Ｌㄍ迮兰伊μㄅ浚�1999年来大陆，在西安讲学时说过一句话，意为，民主制度实现以后，发现民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法治社会也是如此，实现它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变革，需要制定一套法律，需要合格的法官，也需要合格的公民。“顺民”、“暴民”都是不合格的公民。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专制制度、依附制度和暴力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设想，某一天真正实现了法治以后再来学做公民；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成了拿到合格“毕业证书”的公民以后我们再来搞法治（有些官员就有这样想法：待老百姓都成为合格的公民以后，再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好队来领取公民权利）。实现法治社会是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这个渐进过程中从“臣民”转换成为公民。
当然，即使进入了公民社会，人们也要受到各种规则的约束，特别是法律的约束，不能“任我行”，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天使。十多年前，有个法国电影《恐惧的代价》，影片中说，某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做了一个有奖追杀的节目，被追杀者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躲过了追杀，则获奖金100万；另有五个志愿者做追杀人，如果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杀了被追者，则奖金归杀人者。节目开始时，主持人问其中的一个志愿者：“您为什么参加这个节目？”对方回答说：“每天我都揣着一把手枪上街，看谁不顺眼，我就想一枪把他崩了。可是我不敢，我怕法律惩罚。今天你们让我杀人，而且还给钱，所以我就来了。”其他四位也各有杀人的“理由”。当然，这是寓言，意在揭示人性恶的一面。不过我想，到了公民社会，社会的非暴力的调节能力会进一步增强，会有更多的“使强者有所忌惮，让弱者有所扶住”的手段，影片《恐惧的代价》不就是对那些掌握了“话语霸权”的强者恶行的声讨吗！
说招安（1）
说招安（又一种搏命游戏）
近50年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与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招安”问题。回想25年前，一些评论者以《水浒》作为其政治斗争的由头和工具时，也是以“招安”作为突破口，引用鲁迅那段著名的“语录”，说《水浒传》是歌颂“投降派”的。其实，古代民间武装斗争对当时统治者的态度及其采取的政策，与今人何干？就是毛泽东常爱说的，“‘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今人研究历史需要的不应是进行政治的分类和大肆张扬道德上的褒贬（当然，评论是非还是必要的），历史学者深入古代人们的生活世界时，所持的态度也只应是“同情的理解”，而不应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三道四，例如一谈到“起义”队伍的“招安”，马上就给被“招安者”送上一顶“叛徒”（叛谁呢？自发的以求生为目的的武装暴动谁也不代表，就代表自己）之类的帽子，然后大张挞伐。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可以超脱一些，更客观一些。
招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中的“招安”，也就是宋代历史上的招安；一是《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招安”。因为有关“水浒”故事最初形成是在北宋南宋之交，因此这里我也多用北宋南宋之交的事例。
一、历史上的招安
1武装抗争与招安
历朝历代，坐稳了江山的统治者常常会遇到各种形式的武装反抗，也就是说，被统治者（如果按照阶级分析，有些反抗者虽然也属于“统治者”的行列，但他们不是主流派，并受到主流派的排挤压抑，他们也往往与“被统治者”站在一起）不安于自己的位置或处境，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以求得改善（专制制度下，缺少妥协机制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因此和平争取自己利益的机会极少，当对立的社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时，多是用武力解决）。这些
反抗的本质都是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统治者对于武装反抗或是暴力镇压、或是和平招抚、或是两手并用，这是自古就有的，但相对来说使用和平招抚手段时少，用暴力镇压时多。唐代黄巢起义，流动作战到广州，军队号称百万，向唐王朝求为天平节度使作为停止暴力反抗的条件，唐朝统治者不答应，虽然这件事与主政者个人恩怨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名器不可假人”的观念在起作用。和平招抚这一手段在宋代是用得比较多的，多称之为“招安”，这个词在《水浒传》中也多次出现，然而并不始于宋代。
“招安”这个词儿，据我所见，最早大约出现在《旧五代史》卷九十五的“张廷蕴传”，张氏曾任“沿淮招安使”。可见“招安”已经成为当时统治者以和平手段处理武装反叛的专用术语，虽然“招安”代代皆有，但从五代才开始用“招安”这个词来表述这种社会现象。检索二十四史，以宋代用得最多，元代还偶尔用之，明清两代基本不用（官方语言中不用，民间却大量运用，这是通俗文艺作品影响的结果），大多是以“抚”来替代“招安”。我想大约是“招安”这个词儿意为“招”而使之“安”，别再闹事，但它没有突出朝廷在其中的主动地位，这当然为专制统治者所不取。
2待民较宽的宋朝
虽然历代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都是严酷的，但是“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相比较起来宋朝就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朝代（但在制度建设上，宋代的专制主义要比唐代强化），特别是与元明清相比。两宋三百多年中，基本上没有杀过文人士大夫，没有杀过“上书言事人”（据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政治遗嘱），对于老百姓的武装反抗也常有向皇帝说些“公道话”（只是一定程度的“公道话”）的官僚。北宋的刘敞在《患盗论》中分析“盗之源”时指出：“衣食不足，盗之源也；政赋不均，盗之源也；教化不修，盗之源也。”南宋初年中书舍人洪拟曾上书给高宗说：
兵兴累年，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须，无名之敛，殆无虚日，所以去而为盗。（《宋史·洪拟传》）
高宗也以为是。南宋的辛弃疾在《论盗贼札子》中十分透彻地分析了州县各级官吏如何巧立名目，与地方的豪门大姓互相勾结来层层盘剥老百姓，因此——
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去为盗，将安之乎？”谓是耳。
这些道理，也是常常见之于大小臣僚的奏章的。这样，在对待武装反抗者（也就是官话中的“盗贼”）的态度上就较历代温和，不仅“招安”这个词儿在宋代使用频率最高，而且，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招安这一手段的利用率也很高，特别是北宋末、南宋初。
3两宋时期民间的武装抗争
考察两宋的农民战争，何竹淇先生于1962年编纂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此书从宋代以来的史传及各类著作中辑录出各类武装反抗活动（不单纯是“农民战争”）433次（其中北宋203，南宋230次），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依据。本书虽编于“文革”之前，却出版于“文革”即将煞尾之时。其“出版说明”中云：“宋代的社会阶级矛盾始终十分尖锐，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是当时史学界的套话，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阶级矛盾”不尖锐的。表面上看，享国319年的宋朝发生于社会下层的武装反抗每年平均136次，不可谓不多，而实际上该书中所统计的433次，大多是只有千余人、数百人甚至数十人的零星暴动。北宋在方腊起义之前的一百余年中，就没有发生过震动北宋朝廷和影响全国局势的农民武装反抗。历史教科书上经常提到的发生于淳化四年（993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始终没有超出蜀，其持续的时间也就一年有余，最大的动静是李顺占领成都三四个月。被通俗小说所夸大了的贝州王则的武装暴动（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和宋江流动性的武装反抗，实际上一个是没有超出贝州城，而且前后只闹了两三个月，一个则是只有36人在京东一带横行的流寇。南宋高宗以后，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活动也很少。这与宋代实行“募兵制”有关，每当有大的天灾人祸，产生了大量的脱离土地的人口以后，军队都能予以吸纳。这样便减少了铤而走险分子，缓和了社会矛盾。还应该看到，宋代统治者常常采取的招安政策，有助于缓和不同阶层人们的对立情绪，降低了平弭动乱的社会成本，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招安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的政策。
说招安（2）
4如何看待“招安”
说到“招安”，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文革”当中对它采取了极端否定态度。前述《汇编》一书的“出版说明”中就指出，宋代统治者“采取所谓招抚的手法，引诱个别起义将领叛卖，以瓦解破坏农民革命”。并称这种政策是“反革命招安策略”，对于接受这个政策的武装反抗的领导者，则定义为“农民革命”的“叛徒”。其实书中著录的403次武装反抗，许多是散兵游勇和社会游民制造的骚乱和动乱。即使我们把这些都看成是“农民起义”，也不能说“出版说明”所作论断正确。
首先我们应该弄明白的是：农民为什么要搞武装抗争，有人说为了“反压迫”、“反剥削”，我认为不对，这是我们自以为学到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以后对历史事件作出的分析。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压迫”和“剥削”从来没有消灭甚至没有中断过，为什么有时就有武装抗争，有时就没有？实际上，中国古代农民的武装反抗是因为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使老百姓没有法子活下去，老百姓的要求与愿望又没有正当的表达渠道，说话没有人听，或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