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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命运是海，我是帆 命运是海，我是帆（2）
就在我和姐姐重新投入学习和写作，对生活充满信心和憧憬的时候，我19岁生日到来了。那天早上妈妈给我穿衣服，我意外地发现右手臂没有知觉。我认为是自己翻不动身睡觉时压得不活血，姐姐在一旁却吓哭了。妈妈也慌了手脚，忙把姐姐春曼锁在家里，借了一辆手推车带我去医院看病。由于我体质不断下降导致多发性神经根炎，又名“格林巴利综合症”。我问医生：“阿姨，治这种病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医生转向母亲说：“你先去交2000元住院押金吧。”我知道妈妈兜里没有那么多钱，家里也没有，就坚持不住医院，强烈要求回家。我安慰妈妈说：“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咱们回家打几天吊瓶就能好！”妈妈拉我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哭，念叨着爸爸的名字希望他能保佑我快点好起来。很快我从脖颈以下全都失去了知觉，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能动，喉咙吞咽食物也很困难。妈妈为给我治病求亲告友，最后到了债台高筑的地步，筋疲力尽的妈妈每顿饭只吃咸菜疙瘩就白饭，把仅有的一点青菜省下来给病重的我补充营养。我又想到了死，想让妈妈和自己都解脱。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实在不想、不忍心让妈妈为我治病四处奔波，我不愿让妈妈为女儿治病看别人的脸色，妈妈已经是忍辱负重，债台高筑了，我不能再让亲爱的妈妈苦下去了！”我拒绝用药，也不肯吃东西。深夜从昏睡中醒来，看到满面泪痕的姐姐守在身边，我问：“我是不是要死了呢？”姐姐含着泪水强作欢颜地告诉我说：“医生说你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只要按时吃药打针很快就会康复的。”姐姐坐在我身边给我读海迪姐姐的《生命的追问》和海伦…凯勒的《假如再给我三天光明》。我边听边流眼泪，我知道姐姐的用意，我说我想写字，姐姐想办法把钢笔用橡皮筋绑在我稍稍还能动一点的左手腕上（右手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又艰难地给我铺好稿纸（姐姐的全身肌肉已经萎缩无力）。我努力地写字，向生活发出了我最后的呼唤——《假如生活肯再给我一次机会》。这篇2000字的自传体文章我整整写了三个昼夜，由于时而昏睡，手不住地颤抖，字迹写得歪歪斜斜，姐姐帮我填写了信封邮寄给了北京的赵泽华姐姐，这篇对生命的渴望呼声发表在1995年第6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在爱心的关怀和亲情的鼓励支撑下，在经历了那样三天三夜的痛苦和艰辛磨炼之后，生活的大门又一次向我敞开了。
在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之后，我和姐姐春曼又投入到了我们热爱的文学写作当中。我和姐姐春曼写的散文、小说、诗歌先后在《新青年》、《家庭生活指南》、《三月风》以及《家庭百事通》等报刊杂志上发表。2002年7月，姐姐写的《生命，无法拒绝的那份苦涩和美丽》和我写的《命运是海，我是帆》在《中国残疾人》杂志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生命礼赞征文”中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
开书亭，办热线，笑对人生
成年之后，尤其是身边的表姐妹有的考学走了，有的走入社会参加工作，我和姐姐面对家庭的窘况也开始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怎么赚钱养活自己，分担妈妈肩上的重担。由于生活困难，妈妈已节省到不能再省的地步。在我们生病住院时，她怕给年龄已大的外婆添麻烦，一天只吃一顿饭，舍不得去买一点吃的，这些情景都历历在目，我和姐姐商量着想找份事做。但是身体健全的人找工作都很难，何况是我们这对重残姐妹呢？生活的压力向我们步步紧逼。我们给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孙大姐信箱》的节目主持人孙恂大姐写去一封信，倾诉了我们内心的苦恼和迷惘，孙大姐很快就给我们回了信，她非常理解、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说：“走出去，自己独立起来。”她建议我们开一个书报亭或毛衣编织店。有了孙大姐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好高兴，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开一个书报亭。孙大姐在北京卧病期间给我们亲笔题写了“培君书亭”的店名。1997年在贺岁的爆竹声中，书亭开业了。
妈妈每天推着我，送我到书亭，再返回家里照顾重残的姐姐。有一天妈妈给我送中饭，天很冷，细碎的雨滴夹杂着初春的风沙打在面颊和手上很痛。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热饭，妈妈把饭盒焐在怀里走得很急，在钻过一个铁栅栏时头被铁钉扎破缝了四针。弟弟闻讯赶到医院，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饭要凉了，快送给你姐姐吃！”那一顿饭我是就着泪水咽下的。那年冬天弟弟东海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接姐姐回家，路上遇到塞车，等通车后回到家里人已经冻得僵硬。我们坐在轮椅上大小便不能自理，不敢喝水、吃流动食物，由于身体缺乏水分经常引发咽喉炎，浑身乏力。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在妈妈和弟弟的理解和支持下坚持自立，尽管辛辛苦苦每月只能挣得百元左右的收入，但我们心里是快乐和充实的。
我和姐姐热爱文学，与文学交流就是一个恋爱的过程，当一篇文章完成后，似乎就是一个生命的诞生。文章发表后，我们经常能收到一些陌生朋友写来的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能有130封，给我们写信的有军人、学生、教师，也有社会青年和国家公务员。他们在向我表示钦佩和鼓励的同时，也向我倾诉了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苦恼和心里的小秘密。面对这些来信，我们每一封都认真阅读，很受感动，然而由于经济和精力有限却不能一一回复，心里很不安。有一个上海女孩儿在信中告诉我们，她16岁那年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强暴了，母亲知道后非但不保护、呵护她，反倒用恶毒的语言诅咒和伤害她，这使她很自卑和无助，又担心事情会被老师和同学知道了自己没脸做人，每天都生活在不安和恐慌中。她好想能有一个人听她倾诉，但是又不能向身边的朋友讲，就给我们写了这封信。然而却没有勇气留下通信地址。
第一部分 命运是海，我是帆 命运是海，我是帆（3）
我家里有一台天鹅牌收音机，是爸爸生前用一个月的工资给我和姐姐买的惟一的礼物。我们听了十多年。每天晚上都抱着“老天鹅”躺在被窝里听牡丹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夜莺热线》节目，主持人言午充满智慧的思想和生动的语言，深深地触动了我们的心。那时我们姐妹就萌生了成为像言午老师那样优秀的热线主持人的心愿。如果那个上海女孩儿要是给我们打电话，起码我们还有机会交流呀，哪怕只是一声问候也会慰藉她彷徨而无助的心灵！
我对姐姐说：“我们开通一部热线电话吧，这样我们和朋友们的交流会更直接一些，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呀。”
2000年9月12日是中秋佳节，我和姐姐春曼自费创办的“君曼心灵热线电话（0458…2485165/6927165）”正式开通了。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我和姐姐轮流坐在电话机前接听电话，倾听每一位朋友的心灵私语。
我和姐姐每天要工作、要接听热线，还要学习和写作，晚上躺在被窝里浑身肌肉酸痛，经常在睡梦中呻吟。有时深夜电话铃声会突然响起，接听以后对方并不说话，刚挂断马上又打进来，如此反复一夜。还有人打进热线骂人说下流话的，这令我们在身心疲惫的同时感到愤怒和委屈，甚至也对自己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产生了怀疑。那天一位汕头女孩儿拨打热线电话告诉我们说：“我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你们的故事的，很敬佩你们姐妹坚强乐观的精神，记住你们热线的号码已经一年多时间了，就想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你们现在好吗？感谢你们用自己美丽的坚强来感染我们。”
握着电话听筒，我和姐姐春曼的心里好温暖，其实在我们鼓励别人的同时也获得了支持和鼓励，这种支撑是相互的。
我们很感谢那些向我们敞开心扉的朋友，她们给予了我们一个回报社会的机会，从而也使我们更加懂得感情的宝贵，还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经历伤痛，依然憧憬美好的爱情
每天早上我们都让妈妈早早地帮我们穿好衣服，梳洗打扮漂亮之后，才能安心地吃饭和学习和工作。这么多年由于疾病的吞噬，我和姐姐身体的肌肉已经完全萎缩肌，骨骼也变形了，生活一点也不能自理。虽然在内心深处也为身体的残障而苦恼着，也有不开心和脆弱的流眼泪的时候，但我们很爱笑和爱美。曾经阅读过海迪姐的一篇文字，是关于她的长发的故事。去北京做报告时，她很稚气，带着泥土的芳香，很多人因此看不惯她的长发，劝她把头发剪短，中央也很关心这件事情，把电话打到医院询问海迪是否剪掉了长发。海迪脆弱地哭泣，也为爱坚持，在人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