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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向毛泽东问起“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非常惊讶，也很生气：“你们从哪里知道的？”
后来在中央的小会上，毛主席追查此事，没有人承认。毛泽东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小会上查清楚！”高岗心里明白，是他在广州时泄露出去的。但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如此生气，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更激怒了毛泽东，认为有人对他阳奉阴违，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
高岗很紧张，还是没有勇气当面认错，只含混地说：“饶漱石？恐怕不会吧？”
其实，毛泽东心如明镜，而高岗却一错再错，并且一次又一次失去认错、改错的机会，使自己越来越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高岗不听招呼，违犯了纪律，他怀疑高岗还背着他散布了别的言论，怀疑他到广州与某些军界人物进行了“串连”。而高岗的吞吞吐吐，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
二、自铸大错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有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经验，心甘情愿但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他没有看到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安定团结；也错估了力量对比，既过高估计自己，又过低估计对手；没有相应的对策，更没有想到一旦失利，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如何应付。他盲目地沉浸在一片赞扬和吹捧声中，对财经会议后政治形势发生的细微征候毫无觉察。他也没有认真对待那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反而很得意。殊不知有人正在暗中收集他的“反刘言行”和“另有司令部”的材料，准备对他进行反击呢。总之，他犯了兵家大忌，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造谣污蔑”、“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他就是这样盲目乐观，错估形势，轻举妄动，犹如盲人骑瞎马，结果一头栽下马去，跌下悬崖，落得身败名裂，丢了性命。
三、财经会议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所谓“批薄射刘”风波，至今一直被说成是高岗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而故意挑起的。
果真如此吗？不！
制造这种舆论的人，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高岗又那么大的能量，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么？就算他高岗确实有意“杀偏凤”，还有毛泽东掌舵嘛。散布这样的舆论，把毛泽东至于何地？
其实，只要认真回顾一下这次会议进程，就不难看出，会议始终是按着毛泽东确定的路子进行的。
（一）毛泽东谈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按照原定计划，财经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财经工作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注8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16叶。“1953年6日毛泽东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等同志的信：陈云、一波、富春同志：五月廿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些，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闻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但由于毛泽东在会议之初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
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的理解各有不同，党中央内部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设想，就已经产生了意见分歧。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没有说明“恢复和发展生产”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说明两个“转变”从何时开始，怎样实现。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他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会会议的讲话明确表达了他的 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又说：“我们必须努力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社会主义，我们不仅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此，“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工农业过早的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违反进步的，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与这些思想相一致的具体主张是：在农村允许“四大自由”；城市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等。
毛泽东的设想完全不同。他认为，从中国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2年，当工业化的蓝图即将付诸实施时，毛泽东提出，全党全国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要有一个纲领指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那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思逐步成熟，明确提出，用10年~15年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几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对于大多数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有些甚至根本不懂马列主义，而又急于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来说，毛泽东的设想极具吸引力，绝对受欢迎。
高岗就是毛泽东这一设想最热心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这一。无论他在东北率先推行农业合作化也好，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方针也好，或是对私人工商业实行改造的政策也好，无一不是在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刘少奇的主张格格不入，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是“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如果这种认识上的意见分歧也可以称之为“反对”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与其说高岗反对刘少奇是为了“篡党夺权”，不如说他是在极力捍卫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毛泽东说：对于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要推着他，拉着他走。高岗就是要帮助毛泽东去推、去拉，去实现毛泽东的意愿。
1953年6月15日，财经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京参加财经会议的各大区负责人列席。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引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灯塔”、他从批判新税制入手，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离开总路线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注9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从而打响了“批薄射刘”的第一枪，并把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公诸于全党面前。
毛泽东这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已在毛选第五卷发表。【注10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页。】下面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供读者参考。
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过渡时期是共和国成立至社会主义基本完成，时间10~15年或更多的时间。少奇第一次讲，资产阶级寿命30年，现在看来，大约10~15年。
过渡时期的任务，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工业化，工业比重超过农业，实现工业改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人口世界第一，但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一辆都不能造，非常落后。现在究竟工农比重多大？是否达到28％？尚值得怀疑。解放以来增加了一些。但工业化总要达到70％才行。二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不能出拖拉机，七年后才能出19000辆。此外还有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过渡时期究竟要多长时间，还得几年考验。
概括地说，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在10…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注1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正式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各方面的工作都不要脱离这个原则，否则不犯“左”倾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