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是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收场。
由于会议出现较大的分歧，毛泽东指示大会暂停，先解决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要求领导小组按照《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团结。毛泽东还召开书记处会议、各大区书记会议，讲团结。
针对这种局面，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上说：“……会议进展得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
（五）风向陡转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要求团结稳定，再争论下去，既不利于团结，又不利于贯彻执行总路线，违背民心、违背大局。谁来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如果说，在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还情愿充当“批薄射刘”的“后台”，那么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的确有辫子可抓，毛泽东不能为其辩护，不能为“讨安伐刘”承担责任。他权衡利弊，决心改动初衷，暂停这种“桌面上的斗争”，向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强调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0月22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的讲话稿上，加了以下批语：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注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同日，他对饶漱石的发言稿补充道：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注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于是，会议的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着重解决饶漱石对这次会议的领导思想问题，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刘少奇、安子文野进行了自我批评。
争论暂时平息，会议于1953年10月27日结束。
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发言稿，他们发言时他根本不在北京，但他还是被卷进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政治漩涡。正如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所说：
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注3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第五章 风云突变
直到1953年10月之前，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是为什么？
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注1 “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0页。】
毛泽东长期没有看出高、饶是坏人，或许因为他们早就是坏人，早就搞反党阴谋活动而未被发现；或许他们原本就不是坏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活动而无可“发现”，当然也就不会看出，更不会想到他们是坏人。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到了1953年冬才发现”的“阴谋活动”究竟是什么？邓小平说得很明确：“高岗就是要把刘少奇拱倒。”
高岗自己在反省时一再表示，1953年以前，他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来北京以后，特别是1953年上半年以后，才有了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既然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满意，他就要助毛主席一臂之力，造舆论，找机会，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
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反对刘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拉下来，就等于反党、就等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么？
其实，“反对刘少奇”并非问题的要害，因为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愿。并且，在组织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在借助高岗来反对刘少奇的，即所谓“倚高反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当初高岗散布的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坏话”就会明白，比如“少奇进城以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少奇不经过主席就擅自发中央文件”、“毛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等等，除了毛泽东本人，哪个“自由主义者”能说这种话？而且，后者已被历史证明是毛泽东的主张。
问题在于，毛泽东跟高岗讲的那些“私房话”，都是些极为机密的事情，怎能随便到处乱讲？再说，把刘少奇拉下来，本来只是酝酿中的事，高岗竟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四处张扬！这就过早地暴露了他的意图，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使他陷于被动，给他帮了倒忙。他非常恼火。看来，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如果说，毛泽东本打算借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东风”实现他的战略计划，那么：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可以看着他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个战役。令他气恼的是，这两个战役的结果都不理想，第一仗可算打了个平局，第二仗，要不是他及时收兵，作出重大让步，险些成了败局。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撤销大区，把各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对各省市的直接领导；“五马进京”，特别是成立计委并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饶漱石为中组部部长，把各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组部任副部长，以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中央对中以人民政府系统的领导。这一切都从组织上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分散主义状态，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力。可他没想到，在进行思想政治较量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这“两大战役”中竟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
表面看来，财经会议的形势很好，但仔细想想，虽然是借批新税制批薄一波，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虽然他们表面拥护总路线，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毛泽东知道，许多人其实对总路线并不认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对戚本禹说过，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响应者寥寥”。而那些“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之类的流言，不正好说明他们心里很不服气吗？他明白，虽然这些流言是针对高岗的，但实际上是针对他毛泽东的。对此，他公开给以反击，否认批薄“另有后台”和“两个司令部”之说，强调他就是批薄的“后台”，就是“司令”。
相比之下，他对于“刘少奇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白区党的人要篡权”等流言，则只是在个别接见时批评说：“这话不对。没有什么苏区党、白区党，只有一个共产党。”
他没料到财经会议竞争了两个月，最后是以高岗受批评，刘少奇作检讨而草草收兵。
组织会议的情况更出乎他的预料，他原本打算在财经会议批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后，再检查批判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从而保障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料饶漱石和张秀山的发言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造成了“讨安伐刘”的局面；而刘少奇的检讨，又博得不少人的同情，这使他陷于被动，以至在会议后期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把组织工作中的思想路线斗争变成了解决“饶漱石和安子文的矛盾”，解决团结问题。
在他看来，什么“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全是有人故意转移斗争方向，把水搅浑，他们把刘少奇推到前面作挡箭牌，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的。他尽管这样想，但还是顺应形势，转而强调团结，批评饶漱石。
经过两个会议的较量，他感到事情真的不好办，感到要动刘少奇绝非易事。他明白，要继续闹下去，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我们党就会分成两派，还有什么团结一致，统一步伐可言？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将会被搁浅，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将成为泡影，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联刘除高”
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他要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半年多来，特别是财经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财经会议期间的两种流言，都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说的那个司令部，不用说，是指刘少奇的。那么，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东交民巷八号？都是什么人去了那里？去干什么？他明确一点，就是高岗和军队的人来往频繁，这正常吗？值得注意！
首先是高岗同彭德怀的关系。在不久前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报告时对高岗大加赞扬，还说抗美援朝胜利的功劳，后勤工作占60％，前方占40％，而后勤工作主要是靠高麻子和洪麻子（高岗和洪学智）。彭德怀的话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