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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夏，毛泽东对饶漱石说，东北的工作搞得好，你去东北看看，找高岗谈谈。于是，这年8月，饶漱石到大连休假。
那时，经常有中央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来大连度假或养病，高岗对于饶漱石来大连，并不特别重视，只让旅大市委副书记陈伯村向他介绍东北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连休假的张鼎丞夫妇也一起来听。
东北的成就确实打动了饶漱石，他不禁问，以高岗这样一位文化部高、出身行伍的人，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东北的工作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陈伯村说了三点看法。第一，高岗注重抓大事，抓原则问题，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第二，善于用人，不讲“山头”“派系”，不论资排辈，只要这个干部有德有才，他就放手使用。第三，高岗的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做事见成效，从不朝三暮四、拖拉扯皮，而且他要求下边的干部也这样做。因此，东北的干部很团结，上下齐心。
陈伯村的一番话，使饶漱石对高岗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加上毛泽东的极力推崇，自然对高岗更加尊重。
高岗是晚些时候到大连的。他接连参加三个会议（商业会议、基建会议、青年团会议）后，才到大连休息。他虽然与饶漱石见了面，但因为是初次交往，只是礼节性的应酬而已。回到沈阳后，他曾对人说，饶漱石对经济建设的许多事都不懂。颇有些轻视的意思。
到北京以后，高岗与饶漱石既无工作关系，又无个人私交，他从没有到饶漱石家里去过，饶漱石也没有来过高岗家，他们只在开会时见面，平时连电话都极少。
因此，如果实在要说有一个“高饶联盟”的话，毛泽东算不算“牵线搭桥”的人呢？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究竟有什么共同活动？
如果说是批判薄一波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他们都有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当时在会上有反刘言论的不仅是他们两个。当然，贬刘、反刘（批评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一定就是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和活动都不利于党的团结，都是错误的。但由此而说他们“相互配合进行反党活动”，是有“共谋”、有“联盟”，是否有些过分或拔高又拔高呢？同样，扩散名单也罢，组织会议上饶漱石与张秀山的观点相同也罢，都不能构成他们有“联盟”的理由。饶漱石曾说，他们的观点相同，完全是不谋而合。
如果硬要说高、饶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反刘的根子，这个根子来自何人，不用说明，读者自然明白。
1953年冬，高岗从南方回来后，听说饶漱石在组工会上受了批评，日子不好过，曾两次向毛泽东陈述意见，为饶漱石辩解；后来高岗受猜疑，饶漱石也单独向毛泽东说过维护高岗的话。毛泽东由此断定，高、饶之间“有一个联盟”。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们心中无“鬼”，彼此间没有什么“共谋”，只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株连别人，才敢于不避嫌向毛泽东坦然陈词。他们都自以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即使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却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因此而被说成一个“反党联盟”的头头。
（五）牵强附会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至今，不少人一直说高岗是中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到处飞舞，不足为奇。但在高岗所处的那个年代，这可是了不起的罪名。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不恰当，是把认识问题拔高为阶级斗争，吧党内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纵观高岗的历史，他与资产阶级没有瓜葛。从他的报告和文章，也没有见到他为资产阶级说好话。如果说思想倾向有毛病的话，人们看到较多的是他的激进，或有些过“左”的，甚至有一些“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他与毛泽东的主张很相近。更确切地说，高岗的这些思想有许多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这也正是他与刘少奇格格不入之处。他认为刘少奇处处为资产阶级说话，“不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刘少奇则批评他以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农业具体化的想法是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批评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过“左”的政策等等。他在财经会议上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批评那么激烈，正是其真实思想的反映。
高岗这样一个对资产阶级怀有深刻反感和高度警惕的人，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呢？
唯一与“资产阶级”有点关联的，似乎就是他的生活作风腐化。这个问题，他在陕北游击战争时期就有，后来掌了权，当了领导，又有所发展。笔者认为，与其说高岗之生活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农民流寇思想的反映更为贴切。从高岗的思想行为来看，他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农民领袖，如洪秀全、刘宗敏等，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
事实表明，“高岗反党集团”也罢，“高岗反党联盟”也罢，都是围绕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产生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人为制造的政治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个违反中共党章规定、破坏党内民主团结，大搞“一言堂”的产物。高岗事件开了一个坏头，从此以后，党内民主荡然无存，“一言堂”之风，把党内斗争当作阶级斗争之风越来越盛。连毛泽东自己都说，高饶事件以后党内鸦雀无声。
由于对一个人的认识与处理往往同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革命接班人的问题紧密相连，随着毛泽东日益年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也就变得愈加紧迫，斗争也愈加表面化。尽管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完成对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的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却愈演愈烈，以至满眼都是阶级敌人，无处不有阶级斗争；动輒挥舞“反党”的大棒，打出多少大大小小的“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集团”满天飞，害苦了多少干部群众！
第六章 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管教期间，高岗反省、检讨，违心认罪，却无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检讨书，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没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犹如被打入冷宫。他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挣扎，他终于明白：路已经没有了。
1954年8月，高岗被管教已经半年了。炎炎酷夏，驱不散他心头的严寒，多日来焦虑、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对这种被“打入冷宫”的管教生活，越来越忍无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伟大事业。它在召唤他，他原以更大的热情去为之献身，为之奋斗。可是现在，他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无人理睬，无所事事，徒劳地消磨时光。
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极端的个人主义发挥大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给中央写的《我的反省》送上去已经一百多天，至今既无人来同他谈话，也不给他一个书面的答复。当初，他曾恳切地请求面见毛泽东，希望讲清问题，消除毛泽东对他的误解，都遭到拒绝。他始终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一定会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还有周总理，平时对他也是了解的，也应该出来为他说句话。
可是，他等啊，盼啊，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却毫无音讯，连个电话也没有。看起来，谁也不会出来为我说话了。如今，这满腹的冤屈向谁诉说？
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觉得自己犹如重重地跌入了深谷，即使活着，也已是生命垂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是自己不慎失足，还是被那个他百般信赖、尊为长者的“知己”推下来的？如今，他在这绝壁峭崖的深谷中，在黑暗、寒冷、饥饿、焦虑中，在狂风暴雨中苦苦挣扎，却得不到同伴的救助鼓励。如此身处绝境，还有生的希望么？这真是：山高谷深谁助我，何处有归途！
他觉得似乎理清了思绪，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此后，他的心境反而平静了许多。可是一旦真的要走这一步时，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在这样的苦思苦想中，他越发憔悴，思绪和行为也越发反复无常。
这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可是，高岗却心灰意冷，全然不觉得酷暑炎热。他整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言，行为乖戾，和工作人员一起玩牌也是心不在焉，总是出错。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学习。吃罢早饭，他时而在楼上随便走动，时而坐在沙发上沉思。他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的这头到那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的卧室、秘书的卧室……
上午11点钟，李力群从外边回来，匆匆上楼。走进卧室，只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一面墙壁的电源插座前面。她急切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呀！”
高岗慌忙遮掩：“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想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能不能用。”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急切地说：“你呀，你呀！你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立刻色变：“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来人来把我带走吧！”
“只要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虽然已经意识到高岗有摸电门自杀的企图，但是她心里很矛盾，怕刺激他，怕对他不利，所以没有对别人讲这件事。
事有凑巧，正好这天赵家梁轮休，一早就回家去了，副组长赵光华值班。赵光华是公安部八局的干部，虽然已来半年，毕竟不如赵家梁与李力群熟悉。这也是李力群没有及时反映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她只得更加警惕，始终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高岗忽然不见了。李力群急忙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楼梯是通往楼下大厅去的，自从管教以来就封闭了，堆放着一些平时不用的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