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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主人翁端白人生形态的表现上，小说自然形成了两个故事单元。第一至二章作为第一个小说意义群落叙述的是“文化”存在对人的扭曲和对神的谋杀；第三章则以神还原为人的挣扎和自我拯救自然形成了小说的另一个意义群落。两个部分以对主人公生存的展示作为贯穿线索连通一气，向读者敞开了一个对存在和生命世界置疑而又充满诗情、幻想和玄思的艺术世界。
对于十四岁的端白来说，父王的突然驾崩和自己的意外登基纯属偶然。“我”的浪漫童心对此除了“好奇”，除了对皇甫夫人腰间玉如意的喜爱之外，并无特别的意识。因此，“我”本质上只是这个仪式的旁观者，但对于大燮宫来说这却是一次必然的王朝延续和文化接种，这就注定了“我”必须为此虚妄的仪式付出代价。事实上戴上皇冠的那一刹那就宣告了“我”的人性必须服从于帝王文化的需要，“我”获得的也许是人生中最无价值的东西，但必须放弃的则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这一巨大的生存悖论正是“我”即将来临的孤独与痛苦的人生命运的预言。正如觉空所说：“少年为王，既是你的造化，又是你的不幸”，帝王身份无疑是一把利剑，把主人公的灵魂和肉体彻底劈开了。作为肉体的那部分存在逐步演变为一个文化代码，一个没有人性血肉而仅有帝王的文化共性的文化符号。而作为灵魂的那个自我则无疑开始了精神沦亡的痛苦历程。人性的正常发展被阻遏、中断和变形，人变成帝王的过程，是人被神化，以至走火入魔的过程，据此人的个体存在异化为一种文化存在。而灵肉分离也导致的是一种人性的负生长，一种人性的沦落。这样，“我”就成了一个“空心人”在黑暗的世界游荡，“我的意见都来源于他们的一个眼色或一句暗示。我乐于这样，即使我的年龄和学识足以摒弃两位妇人的垂帘听政，我也乐于这样以免却咬文嚼字的思索之苦”，伴随着自我的迷失，主人公开始了难以自己的人生沦落。“我”无法逃避文化的规范力和文化腐蚀性，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作为一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深深侵入了“我”的骨髓，对于国家被外敌入侵的危急“我”能保持一种“旁观者”的身份。但猜疑、宠宦、荒淫、残酷、无信、暴虐等帝王恶性都无一例外的遗传给了“我”，“我”开始陶醉并自在自为地成了一个真正的帝王。“我有权毁灭我厌恶的一切，包括来自梧桐树下的夜半哭声”，“我想杀死谁谁就得死，否则我就不喜欢当燮王了”，“我想我既然是燮王，我就有权做我想做的任何事……”这样，“我”充分体会到了肉体存在的高度“自由”，这种自由甚至包括自由地摧残别的生存个体的生命，这是一场可怕的人性政变，是一种具有灾难血腥味的精神戕杀。但自由是有限度的，一种自由的获得往往伴随着另一种自由的散失。端白也是如此，肉体存在的虚假自由，不仅使他备尝了精神孤独痛苦和人性沦丧的耻辱，甚至肉体的物质存在本身也在生命的虚掷中归于虚无，他的“阳痿”是对他“空心”存在的又一记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只有从生存的绝望和恐惧出发，才能理解端白焦灼自卑的精神状态和刁怪顽劣的性格。在小说展示的作为存在境域的帝王文化赋予人的生存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是非人”的强烈危机意识。老疯子孙信对事物的忧患从一开始就笼罩了小说的时空。而端白与端文的猜忌争斗和后妃之间的互相倾轧遥相呼应，也都源于一种生存恐怖。作为一个异己的文化符号，小说中每个生存个体都失去了人的身份和位置。端白之不能挽救蕙妃，正是端白“非人”的生存危机的具体体现，万人之上的皇帝，竟然无能为力于自己心爱的宠妃，这似乎是一种讽刺，其实更是一种文化真实与生存真实。而农人李义芝的暴动既是普遍的生存危机的体现，同时作为一种背景也强化了“帝王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生命的扼杀。孙信、杨松、李义荥等人的惨死，以及宫妃“殉葬”的噩运，固然强化了这种文化存在的残酷性，帝王端白生命力的阳痿更是印证了这种残酷。而小说中“新生儿”出生的艰难也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蕙妃的“胎儿”被文化强制异化为一只白狐，兰妃的幼儿在出生前就同母体一道死亡……帝王文化本身正是一道摧残生命的魔影。
但是苏童是把“帝王”作为一个存在的人来表现的，因而他揭示的是主人翁由人异化为神的过程，他是在人性与文化对峙、搏斗的背景上来展示端白的人性和生命沦落的。因此人性与存在的冲突和此消彼长的变化，作者是动态立体而不是静态、直观地表现的，这样我们就读到了沦落中的救赎和绝望中的希望，看到了主人翁精神生命的另一层面。显然，正如端白自己所言：“我很敏感。我很残暴。我很贪玩。其实我还很幼稚。”这种幼稚的童心正是“我”自然人性的延续，“我”对促织的喜爱，“我”对蕙妃的爱情，“我”对燕郎天真与聪明的欣赏，“我”对走索艺人的崇拜……都是“世界之夜”的人性曙光。这是主人公生存孤独中的心灵慰藉。一方面，他无法阻止自我符号化的人生沦落命运；另一方面，超越存在的心灵幻想与向往又使他投入了一场“无望的救赎”。他爱上蕙妃就是因为看上了她学鸟飞翔、学鸟叫的意象，“她是宫中另一个爱鸟成癖的人，她天真稚拙的灵魂与我的孤独遥相响应。”为了她，他甚至更愿意做一个“在潦倒失意中情念红粉佳人的文人墨客”。他想念走索艺人是因为他“野性奔放的笑容和自由轻盈的身姿”，因此，他断言“我觉得走索比当燮王威武多了，那才是英雄”。“我不喜欢当燮王，我喜欢当走索艺人。”这是主人翁对自己存在角色的一种拒绝，但这种拒绝是无力的，他被绑缚着和文化一同走向毁灭的命运无法改变。他的自我救赎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灵梦想，而事实上这种梦想已越来越推动了与文化对峙的力量。他在人生沦落的末日来临之际，只能以悲壮的姿态迎接灾难：“我是天底下最软弱最无能最可怜的帝王……我明知道有把刀在朝我脖子上砍来，却只能在这里一声声叹息。”他无力拯救自我，只能以虚妄的救赎面对自己的沦落。那么，这只折断了双翅的死鸟，还有展翅飞翔的希望吗？
第五章沦落与救赎（2）
三
然而，灾难却拯救了端白。他被作为一个失败者赶下了帝王宝座，这和他的少年为王一样“既是不幸，又是造化”。作为帝王，他只不过在某种文化存在的规范下进行着异己的常规表演，他不可能完成自我救赎的突围。因此，由帝王而庶民的生存角色的转换就成了主人公人生救赎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神性向人性的复归，达到人的还原。但对于在帝王文化中浸淫已久几乎失去了生存能力的端白来说，其救赎的途程依然是那么遥遥无期。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属于他，他所有的只是“一条灼热的白茫茫的逃亡之路”。因此，一方面，他逃离了京城这个生存地狱，另一方面他依然无法预测自己的生存前景。正是在漫长的旅程中，他开始与世俗生活不断摩肩接踵，开始走入了另一种生存境况，体味新的人生遭际和痛苦。土匪剪径，虽然没有对端白直接的伤害，但却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