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犯了“右倾”错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记的耳朵里，他们得到 7 月底来北京开会的消息后，立即让秘书们搜集挑选 了一批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的材料，带来北京，交给毛主席。
7 月 31 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首先在大会 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批邓子恢及支持他的那 些大人物：“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 有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 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 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
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 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 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讲得很长，书记们认真地记着，会后分组讨论，对邓
子恢进行了帮助，批评他的右倾思想，使书记们对毛泽东的报告学习领会得 更深刻了。大家认识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最重要的首先是热情、积极， 于是会后，书记们都以最大的热情，最积极的态度去推动农业合作化。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不到三个月，也就是在 195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全会讨论了毛泽东在省、市、自 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邓子恢， 最后通过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确定为“右倾机 会主义”。这时，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 出版，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条按语，这些言论以极其热烈的 笔触，赞扬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带头人，尖锐地批 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评了在其他许多方面“作怪” 的“右倾保守思想”，扩大了“反右倾保守”的范围，国家经济建设中开始 出现“冒进”的苗头。
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此前已经直接传达到农村党支 部，各地党组织都在检查工作中的“右倾”，重新部署合作化工作，掀起了 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的浪头。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这股势头来得 更为猛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呈现超高速发展的大浪潮。尽管毛泽东在《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仍然审慎地预计，到 1958 年才能完成农业的半 社会主义改造，即绝大部分农户参加初级社；以后再逐步分期分批地由半社 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即绝大部分初级社转入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社； 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仍为十八年，但是，在“反右倾机会主义” 的政治压力下，领导面对盲目发展的局面，大都是予以热情的赞扬和鼓励。 这样一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潮迅速席卷全国农村，不到一年的时间，即
到 1956 年底统计时，全国 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全国 87．8％的农
户加入了高级社，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骤然完成了。和原来预计的 十八年时间相比，足足提前了十一年。
农业合作化的猛烈推进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私营工商业主 和部分私营企业中的职工，天天到政府门前敲锣打鼓，请求批准公私合营。 中央原于 1955 年 11 月拟定计划，预期用两年时间将计划提前，采取一次批 准，全国合营的办法。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市首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到此年年底时，全国 99％的私营工业户，82．2％的私营商业户实现了公私 合营。
1956 年底，全国 91．7％的手工业人员参加了合作社。 至此，党对农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即三大改造均告
胜利完成。 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过渡时期结束，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
段。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三大改造中，党和国家充分考虑和照顾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合作 化运动使占农村大多数人口、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得到利 益，或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而农业合作化得到贫农下中农的热烈拥护。 富裕中农也从党和国家的教育中明确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也会使他们得到利 益，因此，富裕中农对农业合作化是拥护的或至少是随大流的。公私合营中， 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家采取支付定息、吸收工作的办法，使他们既能为国家 出力，又不致很大地影响生活水平。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号称“纺织大 王”的荣毅仁先生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民族资本家的态度。他 于 1956 年初对 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回顾了民族工业在解放前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 迫勒索、濒于破产的历史，畅谈了自己对建国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深 切感受，然后诚挚地谈了自己对公私合营的看法：“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 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 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物质生活上看，实 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这就说明，人民群众广泛地拥 护三大改造。在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民经济仍然稳定增 长。这一切都表明了，党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改造是成功的。 在三大改造中，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政策，在社会主义的 历史上第一次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和平赎买的办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创造 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许多政策和理论。凡此种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所作的重要贡献。 在三大改造中，人们也或多或少地觉察和议论到了一些有关改造的问
题，如是否有限度地保留一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市场 调节的作用是否还有必要？如何发挥公有经济中的各方面的积极性等。但是 由于三大改造后期的进程过于急促，来不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 些问题最后被遗留下来。成为发展经济的不利因素。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现在还是回到 1955 年 8 月吧。 毛泽东看到全国热火朝天地大搞合作化，非常高兴。这时中国人民解放
军实行军衔制的工作已酝酿成熟，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通过了授衔的 决定。9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将帅名单。
元帅十名：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 叶剑英。
大将十名：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
声、许光达。 上将五十七名：
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 甘泗淇、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 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李聚奎、杨勇、杨至成、杨成武、杨得志、肖华、 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明 仁、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 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峙岳、黄永胜、阎红彦、傅钟、傅秋涛、韩先楚、 董其武、彭绍辉、谢富治、赖传珠。
中将一百七十七名： 丁秋生、万毅、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王宗槐、王秉璋、王
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紫峰、韦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邓逸凡、 孔从洲、孔石泉、孔庆德、甘渭汉、卢胜、田维扬、邝任农、皮定均、成钧、 毕占云、匡裕民、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汤平、刘飞、刘忠、刘少 文、刘西元、刘兴元、刘先胜、刘志坚、刘转连、刘金轩、刘昌毅、刘浩天、 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朵噶·彭措饶杰、杜平、杜义德、杨秀山、 杨国夫、杨梅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作鹏、李雪三、 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槐、旷伏兆、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 富善、吴瑞林、何德全、邱会作、邱创成、余立金、余秋里、张震、张藩、 张才千、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彬、张达志、张池明、张贤约、张国华、张 经武、张南生、张祖谅、张翼翔、陈康、陈仁麒、陈正湘、陈庆先、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林维先、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周 彪、周仁杰、周玉成、周希汉、周志坚、周赤萍、周贯五、冼恒汉、郑维山、 胡奇才、赵镕、赵启民、钟汉华、钟赤兵、饶子健、饶正锡、饶守坤、姚喆、 贺诚、秦基伟、袁子钦、袁升平、莫文骅、聂凤智、聂鹤亭、顿星云、晏福 生、钱钧、倪志亮、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郭鹏、郭化若、唐天际、唐 延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里怀、常乾坤、崔田民、康志强、 阎揆要、梁从学、梁必业、梁兴初、韩伟、韩练成、韩振纪、彭林、彭明治、 彭嘉庆、覃健、程世才、傅连暲、温玉成、曾绍山、曾泽生、曾国华、曾思 玉、谢有法、赖毅、鲍先志、詹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廖容标、谭甫仁、 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赛福鼎、艾则孜、滕海清。
少将一千三百五十九人，由于人多，这里不能备述。 军衔的评定大致上是按建国时的军事职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