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笑意盈盈，饱满壮硕，两眼似睁似闭，静静地望着远处的涞滩码头和码头下面的江流汇合处，更宽阔的水面和漂浮在辽阔水域之上的远山和天空。那里，万山丛中，日夜不停地奔腾着一条汹涌的大江。离涞滩码头不远，有座经年失修的断桥。那是水英被廖佐煌的家丁暗杀的地方。现在人称鸳鸯桥。鸳鸯桥一带总是碧水清清。江水在涞滩码头的水面上打着旋涡。多年后，旋涡把码头上的乱石冲刷得干干净净。几百米开外的鸳鸯桥一带，清水中的荷叶已经绝迹，又长出一大片水葫芦。夏天，碧绿的水葫芦，在如洗的天空下静静荡漾，十分诱人。水葫芦开着紫色的花，幽静神秘，十分惹眼。一场大水把水葫芦冲得布满涞滩码头宽阔水域。秋暮，或者晚冬，月光皎洁。住在大佛寺以东涞滩小镇的居民们，到江边码头游玩，观赏月色下的美妙江景。人们常常看到一对野鸳鸯在鸳鸯桥宽阔的水面上轻轻游荡，紧紧依偎着，情深意长的样子。
野鸳鸯的意象，珍藏着人们心底里的祝福，那就是当年王伯瀚和柳水英的显灵和化身。
“造孽啊！他是凶死的！”
如风老辈说。
“他是花死的！”
涞滩镇的老人说。
凶死，就是挨了枪子。花死，则为女人而死。无论凶死，还是花死，他们都为情而伤，为情而殁。
王伯瀚，地下党假扮的军师，或者，军师假扮的地下党，曾引诱廖佐煌的干女儿。又有人说，不是干女儿，而是廖佐煌许多个如花似玉的小妾中的一个。会唱歌，会说英语，会画画。当年在廖佐煌省城的公馆里，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那时，王伯瀚是乌溪小镇最有文化的年轻后生。他爹曾把他送到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去学习音乐和绘画。
他们的生死和爱情，都曾是这一带山水的绝唱。
许多年过去了。王伯瀚怎么还活着？而且，他的活着给小镇老街老屋的拆迁，乌溪小镇红色旅游开发，带来了机遇，还是带来了麻烦？他女儿要回来买下东头绣楼老屋，还要在老屋地基上修建更大的别墅。唉，如今的世事，真难以预料。
多年后，二○○×年。我到石达开和红军都走过的那片山水，彝汉混杂地区，大渡河泸定桥安顺场一带，为完成新的《国色Ⅱ号》系列绘画作品采风写生，结识了一个朋友，彝族小男孩依嘎。依嘎刚上本地师范学院，读中文，并写诗，自己谱曲，唱歌。
“我爷爷是土匪。”
依嘎说。
“他教我奶奶种鸦片。我奶奶很勇敢，枪管抵住我奶奶的额头，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
那晚，大渡河水奔涌地流，营盘山上的偏北风，呜呜地吹。营盘山，位于安顺场背后半山腰，面对滔滔大渡河，是当年石达开安营扎寨，最后全军覆没之处。
第二天，风和日丽。晚上，我参加一场彝家简易的篝火晚会。依嘎遗憾地告诉我：
“我姐姐没来，如果她来，其他那些彝家姑娘的歌，都别唱了！”
“为啥呢？”
“我姐姐的歌，全是我奶奶教给她的。那本土本色，可真是绝了。”
那晚，回到大渡河酒店，我梦到了一座山，一座青翠、旷远的山，营盘山背后的紫色十里红山坡。依嘎说，那是他爷爷、奶奶种植过鸦片的地方。
春天，杜鹃啼血，苍鹰盘旋。紫色十里红山坡，一片罂粟花的嫣红与艳红。那可是她奶奶，遥远、深情而悠长的歌？
原来，或者后来，乌溪小镇东头绣楼，女儿泉和大渡河宾馆，莫西小镇山寨木楼……我都曾见过并认识了依嘎的姐姐，一个心灵、歌声和身姿，都像云雀一样轻盈的少数民族姑娘——娜木措。
那年春节，我在乌溪小镇上过得十分黯淡。郎天裁因为小镇旅游拆迁与发展规划，到万年台区上、涞滩镇县上和更远的省里市里去，奔忙盖章、规划说情，当然也免不了请客送礼、喝酒打牌去了。如风老辈已风烛残年。不过，小镇特色名菜，毛血旺、河水豆花和肥肠汤，十分合我的口味。哪怕是春节，小镇上做这道名菜的柳家大嫂，郎天裁的妻子，人称六指，也扎了点点油污的白色围裙，在皂荚树下的小餐馆里，十分殷勤地忙碌。猪血从是镇西口河边刚杀出来的毛猪身上取下来的，热气蒸腾。白花花的米饭，散发着河对岸桑林坝稻谷的清香。柳嫂的女儿，柳叶儿，她为什么没随郎天裁姓郎，而姓柳？在万年台读小学，十一二岁，像段细柳，亮着雏眼，在湿润的屋檐下那排汪着清水的瓦盆丛中忙乎着，喂养刚从河里捉捞上来的泥鳅、鳝鱼、田螺和虾米。那些来自大自然的生灵和柳嫂的女儿一样，皆水灵无比，鲜活无比。吃过早饭，撑了绿伞，沿着细雨迷蒙的小巷，穿过古老湿润的青石小桥，迈向桑枝肃立的对岸，信步走在种植着过冬植物的田畴。细雨如梦，轻轻滴落在田埂、桑枝、蔬菜塑料棚和绿伞顶上，滋滋有声。雨点斑斑的小河，如烟似梦的山水，细雨中的小镇，绵延曲折，高低不等的吊脚楼，纷纷绕绕，错落有致。
这就是生命！
乌溪小镇，我们家族生命的舞台。我知道如风老辈和郎天裁镇长，为什么那么怕已经死去的王伯瀚回来。原来，这个小镇的大部分房屋，以东头绣楼为中心，大都是王家财产。没有等到土改，王家就没了人烟。那时，镇上住着的王柳两家。王家的儿子娶柳家的女儿，延续下来，王柳两家实际是一家。只因时世动荡，此消彼涨，才演化出绵长小镇王柳家族前辈后生不同的故事。王家祖上是
文化人，秀才兼烤酒；柳家祖上经商，地主兼贩盐。他们两家互相竞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直到解放，王家人已绝迹，逃走的小儿子王伯瀚被打死。接着，十里山乡的山民纷纷搬到小镇。因为曾当过廖佐煌的管家，如风老辈也在镇上分到了立足的房产。廖佐煌的老家廖家大院，坐落在离小镇不远的万年台歇马场。廖佐煌历来对乌溪小镇虎视眈眈。可惜已经解放。那时廖佐煌在县城省城，还有更多更漂亮更气派的公馆。和大多数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着的家族一样，也许，到了一九四九年，他们都来了一次重组。重组之后，贫富均等，相安无事，艰苦而平淡地过了好些年。这不，改革开放、红色旅游，过去的人们，影响这个小镇生存发展的人们，跑的跑，死的死，但毕竟也有生命的活力在涌动。它那不可阻挡的变革，即将到来、已经到来。
而小镇镇长郎天裁，也许就是促使它到来的一股力量。
啊啊，望着细雨如烟的小镇，这是什么生命呢？它就在这细雨微风中，在廖佐煌未逝的亡魂、王伯瀚神秘的幽灵、郎天裁盖章规划、请客送礼忙碌的身影中到来，或延续的么？这种生命，只有清香的稻米，镇西头六指柳嫂家门前的火炉，那口大黑锅里飘着猪油葱花，紫黑豆腐块一样泛着亮光的毛血旺，和房檐下细柳一样的叶儿姑娘雏鸟明亮的眼睛，乌溪河里捞起来的泥鳅、鳝鱼、田螺、虾米，是世世代代、永远不变的生灵，或者遗产么？
我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呢？
不仅家族，更重要的是作为画家，柳偃子我自己。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准确地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那组引起轰动的军事题材《国色Ⅰ号》油画系列作品，展出发表获奖以来，我心里有种若明若暗的感觉，哪怕自己的脚，明明踩着土地，身子却不知飘在哪里，飘向何方。也许这就是永不满足的艺术感觉，或者，更可怕的，是我对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绘画作品及其价值，产生了怀疑。加上情感爱情的不顺，我甚至开始怀疑起了我的存在价值——生命本身！我觉得我越来越不像个画家，而像哲学家。《国色Ⅰ号》完成后，更多时间，我不是绘画，而是读书。读文学，读哲学，读中国西方艺术理论经典。我想，画家应该读哲学、精通哲学，而绘画的最高境界，则是用画笔在画布上直接涂抹形象的哲学。哲学家常怀疑生命存在，但对自己的学说深信不疑。而画家，可能怀疑的不是存在，而是绘画本身。先锋前卫新潮
行为艺术，一天一个花样，这么弄不行，那么弄也不行，不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绘画和心中想要的那种艺术，没有把握么？
这不是行为的困惑，而是思想。
有什么样的思想，不使人困惑，同时，有什么真正的困惑，不使人产生心灵雀跃呢？
画家柳偃子撑着绿伞，行进在晚冬的小镇，蒙蒙细雨中。
一般算来，我应属于高干子弟。高干子弟，在常人眼中，或经商从政，腰缠万贯，颐指气使，或纨绔子弟，泼皮无赖，霸占民女，但这一切都和我无关。因此，我这个高干子弟，当得并不十分正宗。
对所谓高干父亲，我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印象。说起来，我父亲那架“英雄的老风车”，小名瘦狗，大名刘正坤，名义上的某某军医学校校长，也的确应该算一位高干。那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寂静的东郊。山清水秀的某一角落，由清代某王府改建成的某某军医学校后院，一座林木森森掩映下的暗黄小楼，就是我家的住所。略显破旧，倒也整洁。小溪门前流淌，秋天枫叶如火，春天油菜花开。奇怪的是，那些油菜花，都是我父亲亲自栽种，而且，一种就是一辈子。小溪边种油菜，几乎是他春天里唯一的作业。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作业。手扶小月锄，“咯咯咔咔”，虚弱的身子，仙鹤一样傲立，虔诚满意的神态，颇得陶渊明“草盛豆苗稀”的遗风。现在，暗黄小楼和门前溪边的油菜花，在我印象中，已和我对父亲经历的了解一样模糊。我只记得父亲，一个高瘦的男人，那时，大约“文革”前吧，他还不是老人，几乎没怎么上班，很少说话，说话也是瓮声瓮气，间或一阵猛咳，“咳隆咳隆”，这就是我尊称他为“英雄老风车”的原由。说实话，现在想来，我的尊称中，也暗含着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深深怜悯。后来，他说不动也咳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