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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想钻进石达开的美人帐中去，弄清楚那些女人们一个个的真实的容貌，她们的心境，以及她们和翼王之间的生死恋情。甚至，肯定，还有那些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满足的、哀怨的、奸佞的、大度的，应有尽有。或许，她们某人也来自翼王老家，大户的女儿、船工的女儿、商人的女儿，会唱歌、会作画、会弹琴、会织布，会烧一手好菜、缝补一身征衣，当然，也许还有流浪的歌女与妓女，谁知道呢？山中贫苦人家如花的女儿，芭蕉树下的茅屋门框上依偎着她枯瘦如柴的老汉，黑屋神案上聊做聘礼的大红木盒，已空空如也，或根本就没有聘礼，或挨了黄世仁、穆仁智一顿老拳，腰背还在疼痛，望着被谁谁因为什么什么掠走女儿的河滩，风雨中悠悠驶过的小船，心还在滴血。更可能那些女人中，还有和他心灵理想谈吐十分融洽的红颜知己。她们和石达开，白天，或者晚上，如何相处？他们相处时，是怎样身姿和面容？嬉戏的，娇嗔的，绚烂的，如浪莺婉转，如杜鹃初啼……那样和他翻云覆雨么？我们那一个个迎着历史长风潇洒起舞的美人帐哟，掩盖掀起的生命巨浪，或如大渡河的水面，洋洋洒洒的刨花滩，急流奔涌的老鸦漩，清晨，或者黄昏，绕着雾气，荡着星星和月色下，平静的宁静的河湾……对她们，如何创造、如何享受，如何分配、如何管理？他们是男女混合而成的团结坚强的集体，还是趁火打劫的盗贼集团，是盗来天火普渡世众的普罗米修斯后裔，还是，仅仅在用生命和青春赌明天？
“哎哟哟，你叫我怎么说你哟！”
我的朋友，女雕塑家易安，从她表面看来杂乱无章，实际上井然有序的雕塑工作室里抬起头，站在未成型的“石达开过涞滩”的雕塑面前，泥乎乎的略显粗大的双手，糅和着橙黄的泥块，往后甩甩松散的齐耳披发，眯着本来就不够大的眼睛，左右瞄瞄，并不看我，笑着说：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当作家更合适。思考的东西嘛，嗯，应该说，还是深刻的。有点像哲学，关于生命的那种哲学。但，要是都像你说的那样，想清楚了再做，有真正完全想清楚的时候么？我的哲学家！可是，画家，什么叫画家呢？”她低着眉头，露出光亮的前额，想想，然后，“啪”地将手中一块泥团，铺在雕塑上一个哀怨而美艳的姑娘，像“维纳斯”一样光洁的胸脯上，指着泥团，问我：
“这是什么？”
我笑了。
“泥团。”
“外行！”
“那……”
我又笑了。
“一只乳房。”
“不对！”
……
她停停，想想，慢慢地修补着那个“泥团”，说：
“只是一种关于生命的理念，一种生命存在形式的象征。”
她没有笑。
深秋时节。她上身穿件高级橙色羊毛衫，下套宽松棕色休闲裤，系个褐色围裙，脚穿白色旅行鞋，站在未成型的“维纳斯”雕塑前，真像一位厨师。对，一位高级的、艺术的厨师！
她要说什么，我知道。艺术用形象说话，而不需要那么多形象之外的思想。用最直接的形象，显示最深奥的哲理。我说哲理从哪里来？她说靠灵感。我说灵感从哪里来？她说靠上帝，并补充一句，这个上帝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切肤的感受和最真实的心灵。争论到这里，我们便不再说话。我知道她的话，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理。这个我信，但我还是觉得我们之间，或心灵深处，有一块除自己以外不愿意向任何人敞开的角落，尽管，哪怕这个角落，连自己也极熟悉又极陌生。她说我是盲流，高级的艺术的盲流。只说不做，或说得多，想得多，做得少。她说手上这批活，足够她做两年。除了石达开过涞滩的雕塑外，她还把各式各样端庄肃穆的美神“维纳斯”，作为某某集团镇团之宝收藏，陈列在公司员工进出荣誉室大门的花坛前，布置在飘扬着中国旗、外国旗的中心广场上，开价几十几百万呀。什么污七八糟的！我差不多就有了怒火。毕竟她比我大，名声比我响。毕竟她在国内美术界雕塑界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我也仅淡淡地告诉她，当你和他们那些老板们一块儿讨价还价的时候，你不认为是对维纳斯的亵渎吗？
闹市区。书店出来，听了我的话，她一愣。抬起亮额，望望天空，语气淡淡地，似乎在征求我的意见：
“要不，成型的时候，把雕塑的名字，改改？”
“名字改了，这种活动包含的意义，维纳斯也开始卖钱流俗的现实，就会改变么？”
她叹了口气，急了。
“不要那么阴阳怪气的好不好？你为什么那么专制、那么蛮横、那么自私，学术的自私，文化的自私。不宽容别人，就是自私！”
我简直觉得她就是在狠狠抽打我了。
“不是自私，我是想寻找并坚守心中，那份若有若无的神圣。”
她也似乎缓过气来，笑着说：
“也许，这正是你的可爱之处。”
“幼稚？”
“不，很古老，又很年轻。从苏格拉底，到著名画家柳偃子。”
“我不认为你的比喻很
幽默。”
“什么意思？”
“只要你把我和苏格拉底之间，看出了些联系，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觉得很神圣。”
“那你还没有完全脱俗，你为什么……苏格拉底，对你就那么重要么？真如你固守的那样，他能随时给你心灵的芬芳么？”
我坚定地点点头：“不，我只想把有些问题，大体想个清楚。”
“什么问题？”
“嗯……比如，我们究竟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太大了，简直无所不包。这不是上帝思考的问题么？”
“不，说它好大，就有好大。说它多小，就有多小。比如，具体到某一个人，比如你我，比如石达开，比如其他什么人，到这个世上来走一遭，做了些什么？能做些什么？”
她低下了头。我第一次发现她晶亮的前额上，已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很深刻，”她说，“但这不是画家回答的问题。”
“真的？”我想想，自语着说，“那么，什么叫画家呢？难道画家就只能手提画笔在画布上涂抹颜料？或者，只要能够在画布涂抹颜料的，就叫画家？”
……
离开莫尚以后，易安成为了著名朦胧诗人。我记起了她那首发表在当年《新潮诗刊》上无比苍然的诗：
“我的情感
如尼女的×道……”
当我偶然读到女诗人的这句诗，一下子就记住了“易安”这个奇怪的名字。那时我还不知道，易安就是当年“文革”和莫尚一起，来乌溪小镇的宣传革命思想，因为偷情，因为偷偷到女儿泉瀑布画裸体，险遭乌溪小镇专政群众裸体游斗的那个青年女画家。那时我还不知道莫尚和易安的名字。我很愤怒。我写了封信给新潮诗刊编辑部。我说，艺术，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不可以写呢？我觉得简直是女人的耻辱、诗人的耻辱、诗的耻辱！而且，诗歌一点不朦胧！完全是用粗糙的语言包裹着的生理宣泄。没想到编辑部把读者来信转给了作者，居然这封信成了我和易安再次见面的缘由。我们在西岭画院大门前的麻柳树下见面，当初到乌溪小镇来我见过的她那根略卷的长辫子没有了，剪成了流畅英俊的分头，还不是现在披肩松散的秀发，颇具艺术家气质那种。那时，她已年过三十，单身一人。还是那么美，只不过眼睛里的忧郁，变成了更深沉飘逸的艺术家特有的风采。我问那个鹰钩鼻子男画家莫卫青呢？她说不知道，他早改名莫尚了，我还在寻找他呢！哦，寻找，《寻觅》，我还保存着你们在乌溪小镇东头绣楼里留下的那幅画哩！噢，那幅画我也有呀！他送我的呀。我极力回想或者极力抹去当初他们在乌溪小镇留在我记忆屏幕上的往事。我不知道该向她说些什么了。我为此大胆批评她道歉。她居然哈哈笑了，道什么歉啊！谢谢你读懂了我的诗。
我真读懂了她的诗么？
可能，我没有经历易安的现实处境，一旦经历，那些孤苦伶仃的夜晚，面对孤灯，直面心灵，她除了这种想法，或这些想法，还能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呢？
现在该她批评我了。
后来，我也觉得易安批评我过分关注石达开身后女人的话，有一定道理。画家要作一幅“翼王征战图”，不一定太多去关心他的女人。如果正面表现，根本用不着把他美人帐中的女人，都通通处理到画面上去。无论那些女人，妩媚风情的也好，冒险劳军的也好，赶织征衣的也好。比如，后宫佳丽三千，如果画汉武帝，如果画唐玄宗，谁有本事把那三千佳丽，都如众星捧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