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我大声朗读着课本中的某一章节，除了一个字以外，我认出了其中全部。我靠在椅背上，想要给我的成果注册登记：我真的是在读中文了。这语言对我来说有了意义。但在这满足感还未享受到一半时，廖老师说道“不对！”
它的意思是，“不正确”。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不，错了，等等。很明白无误的不正确。有很多中文字我还不懂，但这个我非常了解。
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哀叫：其他所有的都对了；难道这就没一点价值吗？但对廖老师来说，不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字儿错了，那就是不对。
“这是什么字？”我问道，指向那个错过的字。
“浙，浙江的浙。”
“第三声”？
“第四声”。
我深吸口气，把全篇再读一遍，这次完美无缺。这是个胜利——我转向廖老师，我的眼睛说（或者至少我希望它在说）：现在你觉得我怎样？但廖老师的目光因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再读下一篇。”这些，毕竟只是段落而已。任何一个学校里的小孩都能搞定。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乃是预期之中的，而失败则遭到批评，迅速纠正。你要么对要么不对；这里没有中间地带。当我对这门语言渐具勇气后，我开始尝试新的字眼，新的结构，这很好不过也有风险。我会写一组句子，用一些廖老师不指望我能了解的词汇，而且我敢发誓说她显得有些畏缩，流露出不情愿的敬佩之意。然而她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写错的那部分。
我渐渐恨上了“不对”；它的发音在嘲笑我。那声音颇为刺耳：“不”是一个升调，而“对”则突然跌落，好像我的信心，建立起来，又立刻崩溃。它让我更心烦之处，在我知道廖老师说的乃是实话：基本上我就这语言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我是一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我应当能接受批评，在需要的时候。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习惯了我的自尊被安抚；我想要有人赞扬我的努力。我不介意批评，只要那上头包一层糖衣。我掉进了一个相同的陷阱中。从前我曾听一些美籍华裔的朋友们抱怨过，做小孩时他们在学校里习惯了美国教育体系中温和的纠正方式，而回到家里，他们那些中国脑筋的父母只是说道，不对。那成绩单上仅有的一个B就盖过了环绕在周边所有的A。继续努力；你还没取得任何成就呢。
就这样我继续学习。我感到受挫，然而我也很顽固；我下了铁心要让表现给廖老师看我对了。几乎所有我闲暇的时间都用来学中文，我书架上的卡片飞速增长。到十一月的头一个星期，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字。我不是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隐约想到说我要读报纸，那需要两千到三千个字。但最主要的，我还是清楚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尽快。
在早晨，我跑去插旗山的山顶，我在石级上狂奔，我的肺在长江上空燃烧。这努力叫人心满意足——有挑战性，却不复杂，而且到了尾声时，我能俯视着城市，看到自己的成就。这同学习中文的努力不同，那儿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束点，给我的挫折感多于满足感。
跑步是有技巧的，某种意义来说，它是我在涪陵此时唯一的技能。其他所有人看似都有些他们所在行的；包子店的老板做包子，擦鞋的女人擦鞋，棒棒军在他们皮革般的肩膀上扛货物。我的意图则不那么清楚——我是个教师，这工作挺满意，名分也清晰，但在我离开这校园后就会消失。城里的大多数人只看到我的种种失败，无法避免的误解，以及笨嘴拙舌的交流。
而且他们总是细致地观察我。在公众场所，这关注那么强烈，让我时常表现出一种拙劣的自我意识来，而因为我的体型突然超出了平均水准，这情形更其夸大。在美国我被认作是小个子，1米75，而现在我人生中首次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了。我在公交车的门口会撞到头；我狼狈地挤到餐厅的迷你型桌子后。我像是爱丽丝游仙境一般，吃着葡萄干蛋糕，发现自己的世界颠倒了。
我主要还是想找到样自己能干得好的事儿。这也是该城简单的例行日程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我会密切观察一个棒棒军或者一个馆子里的厨师，仅仅因为他们的活儿干得好。我的关注中带着那么点窥淫欲，至少我是带着那种性无能偷窥者式的嫉妒之意。在许多日子里，我只求掌握一项简单的技能，只求我能反复干一件事儿，而且干得好。
跑步在这方面就是，而且它也是一个回避。如果我跑在街上，汽车会对我揿喇叭，人们会大笑大叫，有时会出来个年轻男孩追我，想要在朋友们面前拉风一回。但人群无法聚集起来，也没有一个男孩会跟很久。我独自跑着，在一个拥挤的国家里这种孤寂感受不无价值。在这城里没人能追上我。
通常我会在校园后的山上跑，沿着那环绕着插旗山的小公路和人径。我跑过古老的道家寺庙，跑上稻田狭窄的墙头，我沿着石级跑向山顶。我喜欢跑过俯视乌江的古老石墓，而我也喜欢看农民工作。一边跑，我一边看着他们在稻田收割，在打谷，我看着他们种植冬麦，伺弄蔬菜。我是在跑步中第一次了解了农业的生产模式，而且我能在自己的双腿下感受到大山的轮廓。
农民们觉得我在山上跑很怪，在经过时，他们总是盯着我看，但他们从来不会大喊或大笑。这里有个规律，农民们总是你想遇见的人中最有礼貌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有比向外国人大叫更重要的事儿去做。也许，他们内在的有对于体力运动的尊敬，即便他们看不出我这运动的目的何在。
乡下的空气时常都是糟糕的，因为长江的风会把乌江对岸的城市污染带过来，我知道跑步对我健康的损害大过获益。但它使得我意识稳定，因为田野总是安静祥和，而且这运动总是带给我熟悉的感觉。那些久以熟知的感受———胸口抓紧，双腿发沉——把我所住过的地方都连结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还有涪陵。当我跑过涪陵的山丘时，我的意识在这些时间地点中流动；我记起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的奔跑，野猪山上的金色油菜花，还有普利提布鲁克的旧桥。随着日月流逝，我发现，即便这些四川的山岭，以及它们奇怪的坟墓梯田，都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但跑向插旗山途中的标语对我还是外国的感觉，即便它们慢慢显得熟悉，它们还是在提醒我前面的路有多长：
建设 SPIRITUAL 文化，更新生育 CONCEPT
人口增长，PROMOTE社会IMPROVEMENT
教育是立国FOUNDATION
在那个学期，汉字在我眼前波动剧烈，每一天那形状都和从前所见不同。汉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居留了，很快，我就可以跟进餐的馆子的老板作简单交流。同样的缓慢变化也发生在我和老师之间，他们终于从发音机器变为了真人。
随着这情形的发展，我开始察觉到廖老师的一种尖刻感，虽然弄不明白其因何在。她不单是习惯说不对；她好似和亚当与我相处不大舒服，有些时候，我几乎猜想说她不喜欢我们（考虑到我们给她的报酬偏低，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后来，我意识到她的这种不爽有其他原因，但在那头一个学期里，我只是察觉到我们的关系有些复杂。
有一回，在我打完教员篮球赛后上课时，她问我觉得比赛如何。事实上，比赛进行得很糟——亚当和我才开始发现，对我们的参与有很多的抵触，因为英文系突然变得很强了。对其他的参与者来说，这比赛带上了爱国性质；这是中国VS美国的比赛，事关为祖国保住面子，而比赛变得越来越粗野。裁判也出现了偏向；他们允许对手向我们犯规，而不断为我们不存在的侵犯吹哨。在上课前的比赛当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两次运球———到了比赛的的尾声，只要我一碰球哨子就响。亚当和我考虑退出赛程，后来我们做了。这看似最佳解决方案，对所有人来说。
我知道廖老师看了比赛，而且我猜想她跟我的感受一样。对比赛中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他们告诉我说那裁判在校园中的名声很烂。他因为老打架而臭名远扬——有一次他用一把刀子威胁一个管理员。他的老婆最近跟他离了婚；传言说他老打她。然而学校没法将他炒掉，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作保障乃是允诺给所有的国家员工的。
我老实回答了廖老师，告诉她我觉得比赛没什么意思。
“那个裁判，”我说，“是个坏蛋。”这是个常用的侮辱：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这不是他的问题——你错了。而且你不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这是伤害再加上侮辱。我想要告诉她：篮球里没有升调降调，你根本没没资格判断。但她还有话说。
“你的运球错了，”她说。“那就是他惩罚你的原因。你是这么做的——”她作出手势来，向我展示我如何运球。
“不对！”我说。“这根本不是我的动作。我的运球方式跟在美国时一样。那裁判不喜欢外国人。而且他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儿你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同。那就是问题——你习惯了美国那种打球方式。”
她说着，希望有技巧地结束争论，因为她察觉到我被惹烦了。但我已听过太多的“中国方式”，而且我不想上一堂关于中国特色篮球的课。
“篮球是美国的运动”，我说。“我们制定规则，我了解规则。那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在我说完后，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蠢，而我还可以继续说：我们美国人学一门语言学四个月，就足以传达我们的傲慢了。但我没有这个词汇，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两人都想谈点什么别的。我们复习了去机场的课文，没人再提到篮球。
跟孔老师上课要单纯多了。他跟廖老师每周更替。他不那么倾向于说不对，部分因为他有点懒，但也因为那个学期的斗争慢慢教会我们把彼此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