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很遥远的话题了，而李神父看似对他在涪陵所面对的问题更关切得多。他担心那些老去的信徒，而且他为了四川神职人员的短缺而担忧，这里120所教堂里，有70个神甫。他也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信徒太穷了，给不了多少支持，而自从他的弟弟五年前在新加坡去世后，来自海外的援助也消失了。
但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相比他过去所经历的，这些又都算不了什么。他曾目击过抗日战争，内战，解放。他曾经个人经历了反对外国教育的运动，以及破除迷信的运动。他曾见到法国人建的老教堂变了袜子厂。他曾经见过丑恶的字眼挂在他的肩膀上。他也见证了教堂在1981年重开，而在头一个礼拜日里，他见到了不到二十个的，紧张的人来做弥撒。现在涪陵地区有了超过一千名天主教徒，虽然每次来参加仪式的人数很少超过五十个，而对于一个像李神父那样的老神甫来说，这已经很满意了。其他人还没有他那么幸运。
但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毛泽东的照片还是让人感到奇怪，那个人在李神父的神甫生涯了制造了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黑洞。在四川的文革受难者家中看到邓小平的画像并不出奇，因为他也曾经受难，但很少有人会展示毛泽东的像。也许，对李神父来说这是出于政治原因——也许他这么做是为了讨好干部，就像庭院中那四个现代化的牌子一样。在中国，许多官员把宗教看作是颠覆性的力量，尤其是天主教会，也许那照片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些。
李神父经常望向那照片。当谈到过去的审判时，他一次次扫过它，每次眼中都有突然的闪亮，好像那照片把他的记忆又恢复了。在他故事的最后，他又一次望了过去。他再次伸出手指向毛。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他停顿了，还是盯着那相片，相中人的笑容似乎不解“一切”为何：破碎的教堂，残忍暴力的戴着红袖章的小孩，失去的岁月，失去的朋友。然后神甫道，“因为那个，我们不尊敬他。”
第八章
中国生活
涪陵的礼拜天早上八点，我会去教堂参加弥撒。在头一年的春天里，我独自一人前去弥撒，而到了秋天，我就和诺林芬尼根一起去了，她是新派到涪陵的志愿者之一。有两个人——诺林与桑尼法斯。突然，外国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好像有点奇怪，而亚当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种变化。我们对自己头一年的生活规律感觉已适应了，而我们的关系总是很容易的——我们很亲近，但同时又可以单独安排自己的时间。这城市以及这学校都有些部分是由我们单独去发掘的，而我们从不去干涉对方的日程。
在一个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用不了很久便会对其产生占有欲。亚当和我都不曾见过其他的外国人，除了偶尔来访的朋友，而我们与和平队的联系可算迷你型的。两个行政人员在头一个月里曾经拜访过，之后我们就只有自己了。涪陵距离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很远，而没一个行政人员喜欢坐长江上的轮船，太慢了，也危险。在春天里，两艘涪陵的轮船在接近重庆的水域相撞了，事故相当严重，死了超过十二个人，而有好几次我见到了江面上的弃船，正在不同程度没入水中。我总是很小心地把这些故事传达给和平队，是以他们更不愿来访了。让我们独自呆着，情况会更简单一些，而大部分时间我们的确是如此。
但现在我们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为这种转变担忧。然而，到了后来，它并没造成什么后果。学校里的生活有了一点不同，但这城市却足够容纳四个外国人。在头一个学期里，诺林与桑尼就跟当初的亚当和我一样；他们被涪陵下城区的那种压力感所震惊，而他们俩人都很少离开校园。
诺林是父母是从爱尔兰移民到纽约的，那是她参加礼拜日弥撒的一个原因。但她首次提到她的父亲曾在爱尔兰种土豆，一个农夫，外办的代表王先生，显得兴奋起来。“那你的父亲是个农民！”他说。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想。“唔，”她说，“他曾经是个农夫，在爱尔兰。”
“但你说他从前很穷，是不是？”
“唔，是的。”
“所以他是个农民！”
“唔，我猜是的。”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这学校的大多数学生也是农民！”
诺林对中国的等级社会背景所知甚少，而她问我，如果人们说你的父亲是个农民时，你该如何反应。但在中文里，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对应farmer——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是农民，字面意思为“农业人民”，而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译为 “peasant”。在某些意义上，这是个不准确的翻译，叫人想到封建时代的欧洲，但一个“farmer”那样的字眼也不准确，因为没有传达出在中国种田的那种暗含的贬义。大约75％的人乃是农业人口，而这些人与中国城市人口的差别，乃是中国最惊人的鸿沟之一。涪陵这儿的城里人，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农民，而他们经常是偏见与轻视的对象。即便那个字眼儿——土——也可以用到人身上作为贬义的形容词。
但我们有许多学生来自农村家庭，这些偏见在校园里并不强烈。在一个班四十五个人里，经常只有不到十个人在城市里长大，而那些城市往往比涪陵更加偏远。几乎没哪个学生会有很多钱，这就意味着，不太会看到因为优越而带来的势利眼，以及因为来自下层社会带来的敏感。当我问同学们他们的父母做何生计时，他们总是用英文回答道，“我的父母是农民。”
起初，这种回答让我觉得尴尬，因为同学们很自然地用上这个封建字眼。一次我向一个新生问到他的家庭，而他说，“我的父亲是个农民，我的母亲是个扫工。”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母亲干什么？”
“她是个扫工。”
“一个扫工？”
“是的。她清扫大街。”
他说出这个，没有一点自我意识，就和他们所有人描述自己的背景一样。我告诉诺林，她应当以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女儿感到自豪——在所有涪陵的外国人当中，她的阶级背景最为革命。
诺林与我一起在礼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的例行活动，因为我喜欢见到神甫，和那些每周到来的老女人。他们乃是幸存者——在这聚会中，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而且他们毫无美国教堂里穿戴漂亮的人们身上那种洋洋自得。他们所有人都为信仰付出了代价，那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
看着神甫，让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笃会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萨斯长大，那儿的教区有时会奖励有前途的学生，给他们奖学金去意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罗马的圣安塞尔大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他的计划是成为一个神甫，或许是传教士。
我读过他在那些日子里的日记，里面充满了思乡之情，但那里也满是赞叹，关于罗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历史。他也在那历史当中；他的日记里经常记录了民族主义者在街上的集会，有几次他在游行当中见到了墨索里尼。
在1931年的春天，一组学生从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三月一日，我外祖父的日记中写着，用很整齐的黑色笔迹：
一群我们美国人在今晨拜访了希尔维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间里，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的长谈，特别谈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讲。他看上去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对演说全情投入。
在那天后，日记出现了变化。关于罗马写得少了，而中国多了；那种痴迷迅速增长，直到“中国”被加上了大写，下面划上了线，一个神圣的词：
1931年，三月，18：弗朗西斯克劳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今天抵达了这里，在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一个大块头健壮的爱尔兰人。
1931年，三月，22：克劳提神父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机会，在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去了他的房间。当然那里有抽烟，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氛围。听克劳提神父谈话非常有趣。据他说，大学现在的基础非常扎实，而他收到的承诺说，会有相当数量有能力的教师去中国，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三月，23：现在，所有美国人之间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
1931年，三月，25：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尔夫和唐纳德谈到了中国。克劳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还是来了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斯，爱德华，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启发性的交谈。我们太兴奋了，当克劳提在12点走后，唐纳德，休斯和我继续呆着，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钟。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要申请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三月，26：中国！今天起得颇迟，因为昨晚的关系。花了大半个上午在唐纳德的房间里讨论中国。克劳提神父下到我们这里来，带了些照片，关于他昨晚所讲的。看起来，将有一个不小的美国殖民地，从罗马的圣安塞尔，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三月，27：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中国。我呼吸，吃饭，睡觉，都是中国，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小组”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当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愿时，上级通知说，他将被派回阿肯萨斯。我的外祖父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去中国服务。而他的上级回击道，有时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偶尔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假的召唤，只是为了测试他对地上的上级的忠诚度，而有时你真的感觉到你是要去中国的，但事实上，你应当去阿肯萨斯。
就这样，我外祖父错过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不想去阿肯萨斯当神甫，而本笃会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国当神甫；于是，他置命令于不顾，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