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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的样子，具体哪天记不得了。我得知自己通过了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的初审，兴奋地在电话中叫了起来。马上要上会了，材料在编译局李兴耕老师手里。我给导师杨金海打电话请他帮忙打个招呼10，杨老师拒绝我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觉得杨老师很不近人情，现在想来，可能是他有自己的难处吧，兴许我让他说话的人是他的对立面呢！）。
尽管有其他的老师在帮忙，问题也不大。但我此时总觉得自己已经被录取为编译局的博士后，应该“求助”于衣。晚上，我给衣发信息，请他给李兴耕说说我的事情。第二天一早，衣说给韩庆祥说了，李未联系上。其实，我已经给韩老师打过电话，韩老师和李兴耕在一组。在桂林，与韩老师以及他的夫人聊过，他有印象的。要知道衣是给韩说，我就不给他说了。让韩老师觉得我这人这么事，好像不信任他似的。自衣给韩老师说过我后，韩老师就再没有就课题一事回复过我，可能直接给衣说了吧。
等到我得知自己会评也过了时，发信息给衣表示感谢。他发了一大段给我，说在此前韩已给他说过了。衣还在信中嘱咐我出去不要乱说，还说我素质不错将来能有较大发展，有什么问题同他联系，等等。我心里暖暖的，觉得自己去洛阳跑一趟没有白费功夫，这不这件事情上他就帮我了，而且还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其实，即便不找衣，会评也能过的。但我想，这是我们交往的一个借口吧。
6月的某一天，我接到博士后办公室董莹的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来北京吗，说转户口的事情需要我自己跑一趟。我说，刚好也有别的事情，我去一趟。
6月21日晚上，给衣发信息说自己来北京了，想去拜访他。发完信息后，手机在房间充电，我就去西单弄头发了（发梢有些黄，怕给人印象不好，去染黑了）。两个小时后回来，发现他发了两条信息，说自己出差刚回来，明天办公室见。
第二天，6月22日，我一大早起来去西单，准备给他买个什么贵重点的礼物，以表示感谢。商场开门都很晚，约的是下午2点见面。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好合适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买东西怕人家觉得有特殊含义。如领带、皮带等似乎有感情因素在里边，我们还不熟。
我打电话问姜海波买什么好，他说直接给钱比较好。那给多少呢？我一直犯愁。况且，课题的事情，还是有别的老师起了主要作用的（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过了初评呢）。想来想去，我就拿了一万的现金去了他办公室，先试试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不紧张。只听得他说，来了后参加典藏的课题，出国方便，编译局人际关系复杂，要低调，等等。他还说：“以前我们拿课题，都是给10万，今年青年项目都是给15万了啊！”（要是现在的我，他说这个什么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会，我根本什么也听不出来）临走前，我拿着一个纸袋子（内装1万现金）给他放到茶几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就走了。
户口的事情办了，衣老师也见了，我急匆匆买回家的火车票。没有买到卧铺，就直接买了张硬座，先上车再说吧！
6月23日，那天记忆深刻，是北京60年一遇的大暴雨。下午4点钟从宾馆出来，走了不到50米，天就下起来雨。情急中打了辆黑车去西站。雨越下越大，白昼如夜，车行驶在长安街上，一路堵。司机师傅就找小路绕，绕到哪里堵在哪里。车子在水中漂着，我的心也在漂着，司机本来要50元拉个近活儿赚个轻松钱，却没想到遇到暴雨，他情绪烦躁，嘟嘟囔囔说自己没有买涉水险。我默不作声，心中不仅对当天是否能赶上火车充满了担心，也对眼前这个陌生的黑车师傅有些害怕，虽然他看上去倒不像坏人；几乎看不清楚车窗外的景象，雨水铺天盖地而来，街上的路灯、车灯、雨幕混沌一片，广播中也对暴雨及路况进行着实况播报，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心中生发出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感，对人生的隐隐的忧虑。
“漂”在暴雨中，心中无限感慨；与我同样经历2011大暴雨的人们，记录了那天的情境。等我回到家中，从网上看那天的北京时，才发现雨真的大的离谱。所幸在发车前，我跌跌撞撞赶上了火车，浑身湿透了，我给了司机100元，也耽误他时间了。本来没有买到卧铺票，上车后很好补票，有许多人因为这场雨而误了车。
写到此处，不得不说说前几天的61年一遇的大暴雨。2012年7月21日，那天中午与衣老师在文府大厨吃过饭，回来的路上下起来雨。但雨下的最大的时候，我在宿舍，没有注意窗外的情形。
同样是暴雨，身处的位置不同，心理感受便也截然不同。
三、霞多丽：第一次吃饭
2011年7月进站，期间与衣老师发过几条信息。他总出差，约好一个周日见面。8月21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单独吃饭。他让我去西单大悦城等他。我纳闷了，大悦城也是包罗万象的，有吃有住有玩，我怎么等呢？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他来电话了，说在鄂尔多斯大厦旁边的半地下的霞多丽日本料理店，他在路边接我。我打车到了，远远看到了那个高大的男人。
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呼。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原来的我多傻啊，连别人的推辞都看不出）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这个我没有关注过，不知是哪个字）之类的。吃饭期间，衣老师问我副教授到底评了没有，他说评了最好，没评也没关系，可以在站期间评，只不过出站后去出版社挂一年，一年后留在局里，等等。他还说，在西单这有套房子也不错啊。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第一次吃饭，我是想判断他想要什么？财还是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我想来北京，想来编译局，就应该付出代价（博士毕业就死心塌地回原单位了，因为“热爱”学术，也被一堆人夸为是棵好苗子，我就真以为自己可以出来奋斗一番的）。这是游戏规则。写到这里，我有些石化了。突然想起一句话，那次他说的“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我那个时候，真是蠢得如猪。他摆明了就是要钱的，这也从我与他第一次的交往中先拿1万探探路，可见一斑。可是，我又郁闷了，也不是，他看我的眼神中带着些别的含义，对男人是否对我有好感我还是能作出判断的。
这次吃饭快结束时，他说办好这些（即调档案过来编译局）也得两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他再请我吃饭。我说好。
喝的不少，我很兴奋，觉得自己是被上帝垂青了的女子。他帮我打上车，临上车前我晕晕乎乎说让他抱抱，他说这儿人多。回到宏英园住处后我兴奋地厉害，和衣而睡。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似乎有事业的、有感情的）。
那天刚好有在京高中同学的聚会。睡得差不多酒劲过去了，我起身出发去朝阳区参加聚会。那天自己真美啊，因为早上为了见衣老师，特地用卷发器弄了头发，又补了补妆，是挺迷人的。
见到了高中时代的同学们，他们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爱人的同学，我们俩同学、同桌、同年同月同日。挺多人不知道我来北京，前几年我在人大进修、读博，与大家联系也不多。始终在心里有一个情结（别人是在北京工作、生活，而我只是过客，不想与大家联系），而现在，我要来北京了，要开始美好生活了，我当然可以与同学们常聚聚。带着中午衣老师给予我的美好指向，我“自吹自擂”几句：这单位是中直机关，有房子。言语中好像我不是个博士后，而是已经调到了这里工作，好像“美好”的未来在向我招手了。
霞多丽之后的第二天，是周一，我想杨老师可能事情多吧。我就等了一天，周二上午，我去找杨老师谈我的档案问题。说了衣给说的意思，我一开始没有提起衣。后来见杨老师没有反应，我就说这是衣老师的意思。杨这个时候打电话把曹荣湘叫来，一起商量。在曹来之前，杨说：“这事就不要麻烦省里领导了。”我当时还不爽，杨老师怎么一下子就把路给堵死了呢！
曹荣湘来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谈话，你一言我一语进行着。本来我的目的是要请求把档案调过来，可说着说着怎么变成了把我转成在职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衣说的办法到了杨老师这里，完全就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我的眼泪快出来了。强忍住泪水，结束了这次谈话。
这只是进入编译局后的第一次尴尬，其余的后面再叙。
回来后，越想越不是滋味，觉得既然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调档案，也即没有要调我来的意思，我又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呢？一气之下，我填了一份退站申请，让室友在她的打印机上打了2份出来。
第二天，我拿着这个申请去找了杨老师，说自己胃疼，身体不适，无法完成博士后的研究工作，申请退站。杨老师哼哼哈哈，说不要退，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