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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划入了老百姓那一拨，一声“开始”，我跟着大家在高低不平的荒地里拼命地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初冬的北京已经非常寒冷，穿着薄薄戏服的我们冻得直打哆嗦，导演不喊过，我们就得一遍又一遍地重来。
身边的人不停地埋怨着，只有我没有埋怨，我的心正被第一次拍电视剧的新奇和喜悦填得满满的。一直拍到傍晚，记不得拍了多少遍，这场戏才算通过。后来在电视上我看到了这场戏，不过是个短短一分钟的镜头。
等那辆中巴把我们送回了电影制片厂门口，天已经黑了下来。刘小雄让助手给每人发了１５块钱。有的人觉得钱太少，跟刘小雄的助手大声吵了起来，吵了半天刘小雄的助手也没答应多加一分钱。
回到旅馆，我仍处在高度兴奋中。虽然刚来北京才几天，但在我的意识中却像过去了几十年，就像我一出生就一直生活在这儿。这些今天才第一次认识的追梦者，也像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在旅馆里翻天覆地折腾到凌晨，我的头脑仍处在极度的亢奋中，我从床上坐起身，在黑暗中点了一支烟，看着从暗红的烟头上飘出的一缕缕烟雾，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与这些群众演员打成一片，为他们拍一部纪录片！
我花了１万多块钱，买了一部ＤＶ。很快，我就与“泰森”、“熟人”等人交上了朋友，他们答应我把他们的“北漂”经历拍摄成这部暂定名为《看看他们》的纪录片。
我退了旅馆的房，和“泰森”住在了一起。“泰森”很高兴我能与他合租，因为这样又可以为他们分担一部分房租。他们是３个人合租的，地下室本来就不大，只有大约七八平米，４个人合租显得有些挤。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切为了工作方便嘛。
在拍摄《看看他们》的过程中，我对这个群落的生活慢慢熟悉起来。从这帮“哥们”的口中，我知道了，群众演员的片酬大致如下：出场露个脸２５元，有一句台词５０元，装一次死人１００元，做一次替身２００到３００元，挨一记耳光５００元，被打得“满地找牙”最高，一般在８００到１０００元。
做群众演员不但是许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也是许多人在北京生存的打工方式之一。走过电影制片厂大门口时，你会发现他们聊天的内容是电视电影应该如何拍摄，怎样才能合理地抢上镜头。一个每天提着木锯来等候的小伙子对旁边的人说，有一次导演需要一个会做木匠活儿的群众演员，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拍摄任务，还为自己赢得一个大特写镜头呢！
青春易逝心中有梦就去追（5）
这群人怀着各种“崇高”或“卑微”的目的，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聚在电影制片厂门前，为一天一二十元钱外加一顿盒饭而被人吆五喝六，呼来唤去。他们为公共汽车票，为房租而发愁。为了掩饰这种恐惧，他们互相伤害，喝酒说荤话。或许他们对未来抱有幻想，幻想也是一种麻醉；或许不愿也不敢去想，不想也是一种逃避。
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准时在电影制片厂门口等候，到了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他们就离
开那里，各自回到自己“休息的地方”，当然，北京夜晚的生活实在会令他们发愁，别人也许都在灯红酒绿中享受着快乐和幸福，而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
然而，他们无怨无悔。李白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做明星却能现世兑现，活就能名利双收，写出的书虽非名著，但一定畅销，所以说，在他们眼里，再没有比做演艺明星更能名利双收、更能出人头地的了。
他们总是可以信口点出谁谁在宾馆站过堂，谁谁在公共汽车上卖过票，谁谁当初不过是在剧组帮忙跑腿打杂扛大个儿的，现在改头换面，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了演艺“大腕”。
在拍摄过程中，我为这群不安于现状敢于出来拼的男孩女孩们的勇气感到佩服，又为他们没有自知之明而感到可怜。虽然成为明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光有机遇没有实力还是不行的。比如说吧，１９９６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只招２３个人，却有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大城市的４０００名学生报考，最后只出了赵薇、陈坤两位当红明星。如此残酷的竞争，不能不让人深思。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拍完了《看看他们》。这时候我才想起，离电影学院的考试还有不到两个月，我得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否则到时准得抓瞎。不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我改变了以前报考编剧专业的想法，决定改报导演专业。
我的这个临时决定绝不是心血来潮，一个多月的“导演”生活，让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一行，我觉得做名导演，远比编剧过瘾。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想到的事，会毫不犹豫地干。当初，辞了电视台的工作是这样，辞了工作后选择到北京也是这样，如今又决定改报专业，也是这样。
为了让自己能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搬出了与“泰森”他们合租的地下室，到更适合学习的清华附近租了间平房。我躲在屋子里，开始埋头读书。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顺利地通过了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的专业考试。坐在电影学院的教室里，我开始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
有人说，干导演的什么都要懂，可是什么都不精。所以又有人这样说，你如果写不了剧本，做不了摄影，又不屑于做场记或剧务，就去做导演吧。
这句话明显在贬低导演这个职业，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导演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综合。我喜欢这种挑战人的智慧与耐力的职业，我会把它干好。
电影史、美术、音乐、文学、摄影、录音还有表演，我都认真地学习。尤其是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作家导演，让整个影片完全贯彻我的意图。我每天熬夜看书，总是黑着个眼圈上课。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有精力都被电影占据了。
电影学院虽然离平常人的生活较远，但也远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在这儿，一样离不了要与人打交道。在人们的印象中，主持人的性格大多是外向的，但我却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内向的人的最大特点是不善交际，电影学院其实是个交际很多的地方，刚迈进校门，学生们就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整天出入于各种交际圈，提前为毕业后找出路。
我除了与同室的张国宝相处得较亲密外，似乎也没什么说得上话的朋友。张国宝是那种比较理性的人，虽然性格外向，但交友却极为谨慎，他之所以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大概是看在我比较朴实这一点吧。
来电影学院“充电”前，张国宝就做过导演，拍过几部影响不大的电视剧，也拍过一些纪录片。在进修班临近结业前夕，一次我们在探讨法国纪录片时，我突然想起我曾经拍过的那部“纪录片”：《看看他们》。
虽然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各方面的素质都提高了不少，在导演技巧上更是进步了许多，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当初拍的那部所谓的“纪录片”，我觉得那不过是小儿科罢了，哪里好意思在高手如林的电影学院显摆。
张国宝听说我有部《看看他们》，非要我找来给他看。我从箱子里翻出尘封已久的《看看他们》，和张国宝去教室用学校教学用的放映设备看完后，张国宝非常激动，极力鼓动我把片子送到海外，若我愿意，他可以托一个在海外的朋友把片子捎出去，参加即将在多伦多举行的一个国际影展，作为非参赛作品展映。
说实话，当时拍这个短片，完全出于一种兴趣，不过是想给自己留下点东西作为纪念，根本没想过用它去做些什么。经张国宝这么一说，我也动了心，于是便把这事托付给了他。谁知，不久后就从多伦多传来了好消息：我这部非参赛作品，在展映期间大受好评，已有海外华裔投资商要给我投资为他们拍片。
青春易逝心中有梦就去追（6）
消息传来后，张国宝也很激动。为了庆祝这个喜讯，我特意请他到学校附近一家饭店吃了一顿饭。喝了几杯酒，张国宝的脸就红得像缎子面，他激动地说：“你知道吗，你睡的那张床，曾是×××和×××睡过的。据说睡过这张床的人，都会有大出息，都会成为名导演！”
张国宝说的那两位，都是如今在影坛上大名鼎鼎的导演。我虽然不相信一张床会给人带
来什么好运，但听了张国宝的话后还是相当高兴的。
我应华裔投资商刘大维之邀，赴澳大利亚与他洽谈拍片事宜时，是从电影学院结业后不久的事。刘大维想拍一部类似于《北京人在纽约》反映华人在澳大利亚留学生活的电视剧。我对澳大利亚不熟悉，也没有留学的经历，为了让自己能尽快熟悉这些，我在澳大利亚停留了一个月，一边体验生活，一边修改剧本。
剧本是刘大维给我提供的，作者是位澳大利亚留学生，故事写得很感人，但作者显然没有经过一些必要的专业训练，不太懂得影视剧写作的基本技能，所以看起来就显得有些杂乱，我的任务就是帮他润色一下，好让剧本更适合拍摄。这个工作很快就做完了，完稿后让刘大维看了一下，他感觉不错。不久，这部电视剧就在澳大利亚实地拍摄了。
３个月后，拍摄工作完成，后期制作又用了一个半月，半年后就在国内电视台播出了。播出后，反响不是特别大，但也还没糟到让刘大维赔本的地步。本以为刘大维会对我有意见，谁知他并没有怪罪我的意思，相反还安慰我说，第一次拍电视没有赔本，已经算不错的了。
听了刘大维的话，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如果他以后还敢给我投资，我一定把片子拍好，让他赚个盆满钵满，以报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