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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洽在统冶手法上有类似女性的阴柔特点,但整个 体系却显出强烈而外向的男性色彩。
由少数民族人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尽管曾很有自信地在汉綠 中推行剃发易服,即想用自己的风俗文化改造汉族文化,也曾…力坚持满语与骑射,以保持本民族的恃色,但曾几何时就被优势 的汉文化所吞没,在遵行儒家礼仪制度方而和在恪守理学原则方 面,他们甚至比汉人政权还要严格,以便从潜意识深处刷洗自身 胡夷的印迹。旗人的礼数大,成为晚清社会的一人景观。因此,在 防范出现女主方面,有更为严格的制度保证。当嗣君尚幼,老皇 帝即逝的情况下,宁愿冒被他姓旁人篡位的危险,也不许太后临 朝称制,而是任命辅政大臣(或襄赞政务大臣)代行君权。
因此,太后临朝不仅要冒汉族政权里一般的道德请责风险,还 要冒犯满人心目中神圣的“祖制”。
按道理,在进行非常艰难的政治变革的非常时期,政洽策略 162
要求操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依次是力量的对比,手段选择的合 理性,变法政治行进的最小阻力路线,最后才晕道德因素。
然而,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人 们有意无意地会按社会道德所期望的路线行进。
峩们前面提到过,强学会成立之初,当李鸿章表示要提供捐 助时,被维新派以其名声不佳为由拒绝了,从而失去了很有分暈 的助力。其实,维新派并不像那些头脑顽固的士大夫那样,真的 认为李鸿章就是卖国伲撬腔故怯狭松缁岬赖碌闹赶颉O浴∪唬淮硬呗缘慕嵌龋欠噶艘桓龃砦螅遣⒚挥幸虼硕焕础⊥绻檀蟪嫉暮炔省
对待西太后的问题上,维新派同样如此)对于把谁奉为变法 领袖的问题,本来对于维新派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政治策略告 诉他们理应抓住那个最有可能推行变法,并且最有力量的人。但 是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始变法实践时,他对于光绪与西太后两 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偏向。否则,他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一次 次的上皇帝书变成上太后书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对太后出来领 导变法的殷切期待。而且,在变法过程中,在维新派阵营中的确 有人提出过走太后路线的建议,但是没有被康有为采纳。那个因 上书奏请皇帝出国游历而遭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压制最终导致怀 塔布等被免职的礼部主事王照,曾这样分析道:“自翁同龢鰱后, 大臣抗命者阴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 而阴结顽固派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佘为皇上计,仍以变 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倚赖矣广出于这 种考虑,他曾向康有为建议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 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但康 有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王照认为这是由于受到了张萌桓的影响,
〔1〕I:戊戌变法》(二:),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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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荫桓其人心术非常不正,不过是借变法而泄私愤,谋私利。据 郑孝胥日记,郑也曾当着梁启超的面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时1897 年)“请皇太后再行垂帘,而皇上游幸各国,则内可以消隙,外可 以自强”,他还说,“诚得言官发此议,乃满洲之福也”。〔1〕当时盛 宣怀也在场,他倒是以为然,可梁启超却未表态。
变法走太后路线是否可行?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历史 又不好假设,所以不好简单的说行或者不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她走过的路来看,西太后与 徐桐、刚毅等人不一样,不能说她是一个顽固派,甚至顽固派首 领。甲午战争之后,光绪令人进呈的各种“新书”如冯桂芬的 《校邠庐抗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等,西太后虽未全篇通 读,也经人拆解后读过或听人讲过了。非但如此,光绪还命人将 康有为陆续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转呈 “太后慈览”,而且康有为的门人陆乃翔、陆敦骇所编的《康南海 先生传(上编〉》也承认,康有为进呈之《日本变政考》“为西后 取去广以“取去”之速可见还是有“慈览”的积极性的。又据费 行简《慈禧传信录》记载说:“后(即西太后)尝告德宗,变法乃 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1留学,造船制械,凡以 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町 行。”〔2〕这段话其实并不像费行简后来理解的“特门面语,非由衷 出,”。〕而确实有儿分真实,当年她西太后同意曾国藩他们搞洋务 运动也是实情,那场倭仁与奕诉的大争论,她毕竟是站在奕诉一 边的。她的这段话实际上点出了两层含义:一是表明了她期望的 变法主要是变器(即洋务运动期间的变法〕,当然也不会部分的变
〔1〕《郑孝胥&记》第二册,第606页。
〔2〕《戊戌变法》(一〕’第461页6 〔3〕《戊戌变法》(一、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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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是连她最亲信的荣禄都上书要求开武备待科,改革武科举 了吗? 二是提出了变法的界线,即不能“更衣冠、易正朔”,意思 就是不能动摇满清王朝的统治。事实上,她对《校邠庐抗议》的 主张是能接受的,“亦称其剀切’’,也绝非不能容忍光绪的变法。但 是问题是这个变法居然与她的失权联系在一起,越是随着变法的 深人,要求她放权的呼声就越高。当她看到康有为精心炮制的 《日本变政考》一个劲地鼓吹皇帝的“乾纲独断”时,她这个 “坤”字号的太后内心的滋味恐怕是不那么好受的,这时候顽固派 整天在她耳边吹的康、梁种种“恶迹”也就比较能往耳朵里去了。 在戊戌年中枢维新正式拉幵帷幕之后,康粱已经把希望全都 寄托到了光绪头上,希望光绪能借皇帝之威,雷厉风行地推行变 法,尽黜那些昏庸老朽的反对者,甚至要拿几个反对变法的“出 头鸟”开刀,以杀一儆百。越到后来,他们的行为就越像是赌博, 将成败全押在光绪一人身上。而且,西太后越是流鑲出变法的不 满,就越坚定了他们拥帝反后的决心。在政变发生前夕,康有为 见来华游历的日本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时,伊藤问:“请问贵国 数月来变法决图,而推行未效,何故;康有为回答:“行改革事, 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又若枝 叶改,本原不改,则尤劳而无效。此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极欲改 革全体‘且极欲从本原起,奈皇上全权不属,欲改革事,经费多 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彼事不能变。夫变法非变本原则积弊 难除,虽行新政,适多贪劣人开营私舞弊之路。且中外大官,共 知皇上无全权,一切改革诏旨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无 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广〔〃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康 有为是将变法无法推行,疆吏推诿观望的原因都归咎于“皇上无 全权”上边。但是,他们却不肯修正自己的策略,硬是要一条胡
I: 1〕(台烤日日新报》載,(游湥Ъ陀铩罚乐揪冻伺晷禄馡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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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走到黑,最后甚圭不惜进行军事冒险,策动宫廷政变,宁可将 变法的摊子全砸了,也不肯妥协改道。因为在康有为眼里,西太 后与光绪两人简直就是黑暗与光明,落后与进步的化身:“皇上深 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决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 本国危急,故不欲改革。”〔1〕到了政变发生,康梁亡命海外之后, 们对光绪的颂扬和对西太后的贬损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新运动的余波变成了弘扬正义、痛斥邪恶的道德运动。
我们应该承认,只要身临其境,要在刚刚在甲午战争期间骄 奢淫欲,不顾民族危亡,生民维艰的西太后与“宵肝焦劳”为国 事的光绪之间作出选择,很难让人将砝码放在前者一边。况且那 些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从潜意识里就相信女主不祥或者为祸的士 大夫来说就更加难上加难。虽然说维新派算是新派人物,受过西 学的洗礼,但那时的他们毕竟不能超身处的肘代,他们也提倡女 权兴女学,开女智,但只是为了让女人更好的“相夫教子”,以便 男人们更好地在社会上做事。况且口口声声高喊男女平权的康有 为还左一个右一个地纳妾呢。
但是,历史对政洽家的要求是清醒,道义上的同情是一回事, 政洽选择又是一回事。策略的选择运用诚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考 虑人心的向背,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 杆,争取有实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能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应 该可以与魔鬼作交易,同曾经是敌人的人结成联盟。政坛上没有 什么道德法庭,如果有,那也是政冶清明以后的事情,当时的中 国,变法成功才是大道理,为了这个大道理,感情上委屈,道义 上的亏负都不箅是一回事。
西太后当时正面」伤的一个两难之境,放弃权力吧,她实在心 有不甘;不故弃则面临舆论的压力,好名的她将不仅背负骂名,而
0〕《台湾日日新报》载,《游潸纪语》,见汤志钧(;乘柙新获丨,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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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要背负破坏祖制的罪责9不同意变法吧,中国还有朝廷都面 临着危机;同意变法呢,变法愈深入,她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