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所有重大政治活动中，中央政府明显地缺乏主动性， 在应付西方挑战这一晚清最重大的课题而前，也只有地方的主动 性，中央对地方的主动性既不否决（事实也无力否决也不运用 中央权力将之推广，只是一任地方所为，为其政治做近代化的补 丁。在这种“应变模式”中，中央政府所考虑的更多是力量的均 衡，地方各派系之间要均衡，中央与地方要均衡，进步与保守势 力之间也要均衡，应变只好靠地方来推，允许你推，但又不让你 推得太远。而地方在近代化的努力中也不免捧上很多一己的私利， 一派的私利，但却每每充当变革的发动者。
总之，在晚清政治袼局的嬗变中，地方势力巳经强大到了这 样一种程度，任一种稍为大一点的政治举措，没有地方的积极性 都是一纸空文，而应付外来祧战的变革，也只能来自地方的推动 甚至于只由地方去自办。中央政府只是握着势力平衡的杠杆，而 将发动者的位置拱手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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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洋务运动是晚清的一件大事丨声势虽然不是很大，但拖的时 间却很长，太平天国失败后，下层绅士与百姓反了几十年的洋教， 而“中兴名臣”与其他地方督抚们摘了几十年的洋务，两者都对 后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我们将要讨论的戊戌 维新都有育接的关联，
洋务运动的说法多少有点貶意，大抵像当时的反对派和后来 的研究者的口吻，而在发动者自己，则名之为“自强”。姑弗论它 “强”的是中国，还是“大清”抑或他们自己。洋务运动客观上毕 竞引进了资本主义因校怪泄醭隽私捏室徊健Ｐ鹣�1酋 国藩、李鸿章和奕沂都曾被冠以“中国现代化之父”的头衔，但 平心而论，曾、李和卖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后者的“洋务”倒 也没少干，但对洋务运动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赞同者，只是恰好 他的位置比较特殊而已。虽然比起同时代的满族王公亲贵来，这 位精明透顶的“鬼子六’’是要开通得多。
洋务运动从近代化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分成闪个递进层次。笫 一个层次是购洋械、办理洋务交涉。这一层次的认识与行为来源 于洋人的直接剌激，胡林翼见洋人轮船风驰而过，晕倒在地。李 鸿章慨叹“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所以最初的认识自然是： “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曾、胡、李 辈所闻所见；英法联军打到北京时留京议和的奕圻也是领教了的， 因此此心略同0于是大家硬着头皮办交涉，腆着脸皮购洋械，
第二层次是丨请洋人训练军队（教练使用洋枪洋炮，列洋操〉和 兴办军火工业。这一层次是上一层次的顺延，买来了洋枪洋炮总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
得会用才行，因此只好靠洋人。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走得急，从】卯2 年起他的淮军就开始采用西械与洋操，连操练的口令也照搬洋文， “前进”（仏^^乂变成可笑的音译“发威马齐”（老一辈的
淮军将士大多数到死也没摘清为什么一喊“发威马齐”就非得向 前迈步〉。兴办西式军火工业曾国藩比较早，他的安庆军械所就是 最早的尝试，左宗棠虽说不服气他这位同乡，但很快步其后尘，放 开手脚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虽说对自己造船有些犹移，但 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也使他加入了自造军火的大合唱。这种出 自不受制于人的自立思想的“豪举”，无疑是会得到具有相同文化 渊源的奕沂、文祥诸人的共鸣的。
第三层次是所谓求富的方略，官办新式工商业和官督商办工 商业，大概眼螅值偷摹爸行嗣肌狈⑾至怂堑摹按笫直省本』鸸ひ涤械阆窨罩新ジ螅巡魂咔夷岩晕獭Ｓ谑窍氲角蟾唬谩∠胱磐夤拇蠡饕话岬街泄籢生的产品就能抵杭洋货的侵人， 给自己的军火工业带来取之不尽的财源。看来还是李鸿章最谙此 道，官办办不下去了他就官督商办、乃至官商合办，引进了一批 当年在上海结识的买办与商人朋友，利用商人待有的经验与智慧， 使他踏上求富之路。应该说，在商人权责较重的情况下，开平矿 务局和轮船招商局一度办得还差强人意。可是，在这个层次上，中 央与地方意见就不尽一致对于地方办的民用工业，总理衙门 的态度无非是像对待地方詧办的种种自创财源的举措一样，听之 任之。对于官督商办实际上还有抵触。恰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这种 态度和从中央到地方强大宫僚积习，致使官督商办的尝试最终流 产。
第四层次是提倡民族私营工商业的问题。这个问睿导噬嫌Α「檬茄笪裨硕挠τ兄澹率瞪铣烁霰鹧笪裨硕某颊摺∮泄承┫敕ㄍ猓⒚挥谢形Ｖ劣谥醒胝透浅帧》穸ㄌ取Ｖ皇堑搅恕堵砉靥踉肌非┒┲螅糯掖颐γΦ夭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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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课。就是这匆忙的补课，也使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过 去有个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治标的改革，本身无法推动中国民 族资本的形成，其实，即使不改变政治制度，仅仅靠洋务运动也 是有可能使民族资本有一定发展的，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政治 经济二元化的现象比比皆是。洋务运动之所以成效不大，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它没有走完它自己应走的路。
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西学的态度，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幵，实际 上也分有几个层次。对于适当地学“西语”，中央和地方看来都有 共识，北京有同文馆，上海有广方言馆，等于是外语学校，当道 的满大人大概吃尽了半通不通的买办通事张禧之辈的苦头，所以 才甘冒旗人的讥诮让八旗子弟学外语。同文馆实际上只是总理衙 门外交事务的附属，只要满清答应了洋人要办这么一个衙门，就 必须有这么一个附属机构，所以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改革之举。只 有后来在同文馆中附设天文、算学馆，才算有点模样，可惜又在 反对派的舆论压力下招不上来学生。至于对西技的学习，中央政 府虽也同意，但显然兴趣没有地方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 学堂都是督抚们办的，奕圻等人虽然有心用洋枪洋炮重整京师八 旗，但却连个专门针对旗人的近代军事学校也办不起来。曾国藩、 容闳诸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张罗起来的幼童出国留学，出于以夷 变夏的深深忧虑，中央政府事实上是很有保留的，否则就不会派 那么一个专事捣乱的冬供陈兰彬去牵制容闳。最后，果然因所谓 “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由奕圻亲手结束 这项留学事业。〔1〕
至于像李鸿章等人提出的改革科举，专设考西技之一科的主 张，中央政府是连听都不要听的。在上海由基督教教会和江南制 造总局两个方面译出的西学书肇（大多为科学常识，声光化电及
〔1〕《洋务运动》（一：），第165页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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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书，还有少部分的西方地理历史书〉，长期以来没多少人问津， 中央政府的衮衮诸公对此兴趣远远不及在野的部分士人。李鸿章 曾对教会那个大肆张罗译西书的李提摩太抱怨说：“掌权的大臣， 绝不知道西国的情形，没人肯看《泰西新史揽要》〈一本李提摩太 译的介绍西方近代史的书，作者为马恳西。笔者注、我倒看过几 次々京中大僚，都称西学为鬼子学，所以人不肯研究。”〔1：1李说这 话时为1895年，当时奕诉还活着，并主持总理衙门，话中的“掌 权的大臣”无疑也包含他在内。当然，这样胡桃杏子一块数，对 奕圻可能有点过分，但作为名声在外的洋务大臣，奕圻对西学的 确知之不多，没有资料能证明他曾看过西学的书，他的《乐道堂 文集》里也绝寻不出洋务的文章，他对西方的了解，多来自与赫 德的接触与不多的使臣汇报，而且他从未出过国门半步，为李鸿 章所看轻，也是没法子的事。很有见识的郭嵩焘也有同感，在他 眼里，除李鸿章、丁日昌、沈葆桢潘人外，其余在位诸公，竟无 知者。，’〔2〕
总之，19世纪最后30余年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较有知识的 恭亲王奕诉，还是较无知识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在中国面临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头，所见所识，所行所为，还只能箅是 精明的传统统治者，他们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 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即 使在内外交困的政洽压力面前，他们的认识也没有多少的前进一 步。他们重用洋务派，却也姑息顽固派，实际上有意制造一种牵 制的平衡。洋务搞了 30多年，整个中央政府却依旧暮气沉沉，毫 无新气可言，京师的保守空气比地方要浓得多，仅仅同文馆这样 一个还算不上什么改革的小学堂，所激起的反对、抗议、讥诮之
〔I ：！苏特尔：《李提庫太传》，4＇戊戌变法》（四；），第238页。 1：2〕朱克敬：《琪廉二识I第＇06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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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几欲把人吞掉，“京师口语藉藉，或黍占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 ‘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7。？1〕西湖京官居然出这 样的损招：发出知单“言凡我同乡，如有报考同文馆者，薪水较 优，此后可以不分印结，公事较繁，庆吊可以不相闻问广〔2〕以逐 出“乡籍”相威胁、，不让人报考。中国的大门已经被人撞开了近 四十年，朝中居然还有见识如三家村学究的徐桐、刚毅这样的重 臣。有签人在地方为官还有几分朝气，到京中花翎双眼，顶子变 红，就日日“见客三班”，“见客四班”地应酬与宴游了。
旧衙门因循守旧也就罢了，而总理衙门作为“新衙门”，也依 然沉闷、因循、充斥官僚气、文牍气、拖沓气，英国公使威妥玛 曾在使华日记中对总理衙门办交涉有如下记述：
中国总理衡门其规矩与欧洲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