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 第22部分

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严歌苓说：“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作一个平凡的人。”是的，我们不断地扬弃自己的过去，向高处攀登。我们尝试着第一次迈进我们崇拜的某位名人的家门，去了解作一个不平凡的人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尝试着向权威提出礼貌的质疑，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一个事件，我们构想一个相应的方案，尝试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尝试着骑车从哈密，途以大沙漠，直到北京，去看大河、牧场、去看首都，并在艰苦的奔走中，发现自己的无限能量。一切新鲜而未知的领地，我们都去大胆地尝试，健康地怀疑，寻找真理，塑造健康的成年人的眼睛、语言能力、身躯、心灵。这样，当我们有朝一日回首往事，想起这一段黄金岁月，我们就不会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没去尝试而后悔。

关于是否可以尝试着从二十岁开始，就作一名职业革命家，去改造社会，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上溯十九世纪，凡是在这个年纪就对变革社会的理想着迷的人，特别是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人，不是毁坏了国家的实力，就是厄运缠身，英年早逝。实际上，历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创造的。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3　


　　发表日期：2004年6月7日


坏牌不一定输


☆　修正理想观：

十三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语文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低能而担忧，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度日去作一个职业小偷。但是，我们那种好高骛远的理想观教育，却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阻止他这种念头，帮他出个好一点的主意。我们只是在不切实际地要他吹牛，写一些纸上的文章。当然，这种远大理想的教育，的确偶然使班级里几个资智较高的学生，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但它同时也暴露了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使更多的才能平平的学生失去了与之相符合的一般理想。他们会认为，社会中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剩下的全都是烂货和渣滓。他们没能被教育去作一个快乐向上的普通人。如果他们只愿意作蔬菜售货员，他们会被讥笑。如果只求静静地生活，做个贤妻良母，那简直是思想颓废。可如果谁声明要当国家主席，他又会被认为是放肆妄想，有狼子野心，仿佛那个职位只是留给哪位神的。总之，我们只能设想作一个政府机构以外的高级而高尚的公仆，比如大科学家，著名运动员，不要命的战士、救死扶伤的医生。这种粗暴的理想教育，除了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还给某些耀眼的职位蒙上了神圣的纱巾，划出禁区。这种教育的恶果还在于，一旦有一天，学生们发现这些理想不能实现，极度的自卑会使他们走向美好理想的反面，并且恶毒地嘲弄理想，然后再把这种嘲弄说给他们的孩子听。

诸葛亮曾寄语他的儿子：“志当存高远。”他是个聪明人，他这样说，一定是因为他曾认为自己的儿子有潜能，符合高远之志，否则他不会勉为其难。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必然要过平凡人的生活的，因此我们不能使属于全社会的理想观教育长久地停留在只为少数牛顿和爱因斯坦服务的地步。我们应该教会人们，把现存的职业类别加以区分，然后准确地找出一种比自己的能力略高一点的那个层次，再在这个层次里找到适于自己天性的行当。

尽管我们终归平凡，但甘于平凡，又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面临一次考试，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争得90分的目标，我们可能得80分。如果我们只想得60分，那我们常常会不及格。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找到那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些的职位，以便在生活实践中，多得一些分数。


☆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首先要找到合适的职业。而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冷静不虚荣，并且一经定夺，再不轻易更改它。实际上，单单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并不难。我们只需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自己爱好的那种职业需要多少员工、对员工要求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真正难的是，向符合自己能力的职位攀登。

我们知道，一个胆怯自卑和精力不足的人，即使他有着多么大的虚荣心，他也不可能作好一个大部门的首脑。一个才华横溢而斗志昂扬的人，即使一时落难，他也不可能在普通人的行列里长久地忍耐。而那些能力一般的人，则只能在社会中，求得一个中等地位。这是我们中国人极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人，生而是有层次之分的——既然同样的生育程序既可以造就爱因斯坦那样大脑沟回超过常人四倍的神童，又可能生出一辈子不言不语的白痴，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个渐变的智力层次，标准层次以上的人渐近神童，以下的渐近白痴。当然，良好的早期教育可以使人向神童靠近更多一些，成年人的自我努力也能向高一层次跨上一个阶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地判断自己，健康地选择合理的层次目标。这样，于已于社会都是有益的，我们的辛勤劳动都应该在自己的层次里内，开花结果。

如果可以随便找到几本关于成功测试的书，按照上面不同的测试规则去作，我们便可以大致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究竟适于作领袖，还是适于作中级人员、或是适于作蓝领劳动者的答案。参考这些结论之后再去进行行业选择，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大致适于作哪种领袖，作哪个行业里的中级干部，以及该从事哪一类体力劳动。


☆　坏牌不一定输：

远大理想，终将在绝大多数人的声明中，成为少年时代的遗梦。

这是因为，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没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很少很少的人能天生得到一副好牌——不同一般的家庭背景、超常的智力、充沛的精神、以及命定的幸运——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我们多是降生在普通人家，容貌平平，记忆力欠佳，缺乏眼界和财力，甚至比这还要糟，也许我们的父母早早离了婚，带给我们一个阴郁的童年，或许我们有着伤感的心和伤残的器官。面对这一切，我们无法不对未来的人生抱有极大的怀疑。

但是，一定要记住：①　如果我们摸到的是一副不算太差的牌，一定要争取去赢。②　即使不幸摊上一副不能再糟的牌，我们也应该尽可能找出一两张还算不赖的牌，以它作为强项，使结局变得相对好一些。牌桌上不只我们一人，它是一种机制，如果能利用上下家的环境机运，把一张张没用的牌巧妙地打出去，或许我们还是能赢。坏牌不一定非输不可。③　诗人荷马是瞎子，海伦·凯勒聋哑瞎三位一体，比谁的牌都糟，但他们最终没有输。


☆　成功的秘诀：

能使我们追求成功的努力得以善始善终的保障，首推持久的热忱和自甘寂寞的实干精神。人的天性中存在着太多喜新厌旧的和易于善罢甘休的情绪，这种情绪尽管还不至于使我们停止工作，但它那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特征，却严重破坏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具备的性格，即，长期性和热忱。这种情绪不是不能克服的，如果我们每天都为目标实现之后那些迷人的赞美作好一番沸腾的想象，恐怕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热忱，着迷于这个目标的持久性，也会渐渐成为我们的习惯。不过，假使我们不能在具体而微的努力中，暂且忘记一下沸腾的想象，把全部的静思投入进去，我们就可能陷入另一个泥潭，即，空想和轻浮。我的许多小咨询者都曾有过“等到我成功了，我就可以站在讲台上向别人介绍经验了”的想法，这种沸腾的病态空想，消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以至于他们最终没能有机会真的向别人介绍经验，因为他们总是在幻想，没时间实干。

其次，乐趣会使追求成功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一九八四年的时候，张海迪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次提出，人应该“爱一行而干一行”，而不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看，张海迪当然是对的。我们姑且不谈那种把一个人强行安排在一种行业中，并试图强迫他喜欢这个行业的作法是否人道，我们只是很难想象，那种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乐趣的人，怎能把事情作得不同凡响。可是，如果一个人爱上一行，哪怕这一行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的枯燥乏味，他却会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它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另外，能否保持乐趣，是我们能否执著于某项事业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学习英语时总因愈加感到乏味而每每半途而废，一本英语书总是学不过第五课，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从最后一课向回学。这样，会有一些新的乐趣，至少能让我们多学了后五课。或许，在新鲜感的刺激下，我们还有可能意外地全部学完它。

再次就是考查一下社会对我们的可接纳程度。如果我们一直从事京剧艺术而又始终找不到增加其听众的办法，或许社会是在告诫我们，放弃它，去寻找一种更加接近于人民的形式。如果我们醉心于开办一家营业性赌场，哪怕是文明经营，那也是痴人说梦。有两种道路最容易走向成功：第一，找一个冷门，另辟蹊径，一炮打响；第二，投身于一个即将热起来但暂时还没有热起来的事业。

第四是要知道，人际关系可以把我们扶上天，也可以把我们摔下地狱——

◎　知识分子应该在走向社会的第二年，尽量使除了人事部以外的人，忘记自己有学历。此时要注意两点：第一，我们的目标是作成几件事情，不是以卵击石般地向习俗挑战。说心里话，这个社会是不喜欢我们的，它更喜欢大老粗，因此我们刚出校门的任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