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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些美国石油公司，至少是那些大公司，对于把自己卷人伊朗一事极少表示热忱。它们在中东其他地方的石油生产正在迅速扩大。那些享受较高岁入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特别冷淡，不愿意减低它们自己的份额和岁入来让位于伊朗石油，并且它们也许会把那股不高兴发泄在石油公司身上。那四个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持有的石油足以满足在看得见的未来岁月里的需要；它们正在那里投入大量的资本。所以何必要投资于它们并不需要的伊朗石油呢？
再者，又有谁想要对付伊朗人和他们的国内政治形势所引起的麻烦呢？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个官员回忆说，“没有任何保证我们在几个月内不会输得精光。”他解释道，“无法预言这个国家会不会存在下去。”政治上的冒险并不止于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方面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已。俄国压力对伊朗不断施加的威胁造成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代表所谓的一种“神经过敏的”不安局面。
对美国官员来说，他们并不觉得石油公司的一些总裁是极容易对付的人士。1953年中期，国务院的一位高级石油战略家理查德。芬克豪泽在详细分析中东石油问题时提醒他的同事们说，“对任何处理方法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是，必须以非常谨慎的和外交的方式来对待搞石油的人士。负责石油工作的官员似乎对任何暗示说这项工业搞得并不完美的说法过于敏感了……激情、自负、忠诚、猜疑揉在一起使得打动理智很困难。”
于是，在努力促使美国搞石油的人士去做他们并不那么特别想做的事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外交手段；要他们去做的事就是进入伊朗去帮助补救局面。华盛顿方面在英国的支持下也同样投入了大量的严肃的劝说。新泽酉标准石油公司在中东的协调员霍华德。佩奇后来说，“如果美国和英国政府没有真正地敲敲我们的脑袋，我们真不会回去的。”尤其是国务院，它唠唠叨叨地只谈一个题目：如果伊朗的石油不流动，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将崩溃，接着不是这样，便是那样，它总之要陷入苏联阵营里去，转而将威胁中东的其他国家——具体地说，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一以及那里的特许开采权。按严格的商业条件来说，这也可能意味着严重的麻烦：苏联也许会将伊朗石油倾销到世界市场上去。共产主义的威胁为我们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去参与到伊朗这个国家里去，这会带来一个显著的好处。参与进去会使美国公司获得一个重要的有利地位，即使不是百分之百地控制，至少能左右伊朗的生产率而伊朗的生产率无论如何必须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生产率取得平衡。
小胡佛在伦敦停留一下并对威廉。弗雷泽爵士说，不存在任何选择，莫伊石油公司务必采取主动。小胡佛说，“谁给提琴手钱，谁得邀请客人参加舞会。”所以弗雷泽于1953年12月写信给每一家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邀请他们来伦敦讨论组成企业财团的事。发出这样的邀请对弗雷泽来说，是屈辱性的承认自己是给打败了。同时，美国公司接受这个邀请也不激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写信给国务卿杜勒斯说，“从严格的商业观点来看，我们这个公司没有特别的兴趣来加入这样一个集团，但是我们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巨大利益。因此，我们准备作出一切适当的努力。”
但是，在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公司作出这样的努力以前而且实际上在能够进一步做些什么事情之前，还须克服另一个障碍。那是一件最尴尬的事：美国政府在向各大石油公司提出反托拉斯的大规模诉讼——这几家大公司正是美国政府图谋把它们推进那个支持伊朗的新财团的几家石油公司。司法部又一次忙于准备向那些公司提出刑事诉讼，控告它们归属于一个“国际石油卡特尔”和从事与国务院现下正在为伊朗推进的完全一样的业务关系。这使事情全然处于混乱的状态，而且决不是一件可能鼓起各公司热心参加一个财团的事情。
石油卡特尔案有两个相反的、甚至是互相矛盾和颠三倒四的公共政策搅在一起针对着主要的石油公司，而且这种情况在美国一再出现。在一个时候，为了推进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保护它的战略目的以及增进国家的福利，华盛顿会支持这些公司和它们的扩展。在另一些时候，这些公司又会受到反对“石油巨子”的人民党的攻击，因为据说它们使用贪婪的垄断的手段来谋利以及它们态度傲慢自大和行事遮遮掩掩。然而，以前这两种政策从来也没有搞在一起，造成如此尖锐和可能起瘫痪作用的撞击，其结果可以带来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司法部里的反托拉斯律师十分怀疑在大石油公司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合作。这些律师说，在哈罗德。伊基斯任内出现的保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足够的石油供应的系统，仅仅是对战前一个卡特尔盖上一颗“官方橡皮图章”而已。他们以厌恶的态度来看待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四十年代的其他一些石油大笔交易。他们想搜出暗藏着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操纵之手，并且不理睬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这家合营企业所作的一些解释：如所包含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发展开采权和建设输油管以及建立炼油和销售系统所需要的非常巨大的资本，还有从美国政府本身那里来的不那么温和的促进。在华盛顿对之产生怀疑的人士不止是反托拉斯的律师们。194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行使他们发传票的权力索取公司的文件，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委员会对从未见过天日的各公司之间的国际关系进行了最广泛、详细的历史分析。那是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工作，直到现在这项研究的成果还被石油工业研究者所使用。
这项研究分析具有无疑地明确的观点，正如标题所说明的那样——“国际石油卡特尔”。国务院的一位第一流石油专家当时就“它的十分有偏向的非客观的探讨”有所评论。一般来说，它把复杂的事件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以支持首要的命题，即国际石油实际上确是一个卡特尔。特别是它显示出一个基本的无知偏见；在“国际石油卡特尔”的领域里，石油公司毋须适应和屈从政府的要求和意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卡特尔意识的政府、全世界的独裁政权、历年的英国和法国政府以及石油生产国的政府（后者要求多一些岁入和总是可以取消特许开采权）。
那些与外交政策有关联的机构——诸如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被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吓坏了。他们认为报告将为那些试图削弱西方在中东和其他各地的地位的人提供弹药。用白宫的情报顾问委员会的话说，它将“大大地帮助苏联宣传”和“将推动苏联达到它对整个世界的目的”。这份分析报告出现的时刻不能再坏了；美国正陷在朝鲜战争里，而且正在试图促成伊朗危机获得解决；成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目标的正是同样这些公司，它们已经被拴住，表示愿意保证为战争供应足够的石油和填补由于伊朗停止生产而造成的巨大供应缺口。
杜鲁门政府由于怕产生不幸的反响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定为保密文件。但是消息还是传出去了，因此要求发表那份报告的压力增强了，特别由于1952年总统竞选已经在望，杜鲁门最终允许一个参议院的小组委员会把它公布，尽管报告有些删节。报告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利雅得到加拉加斯各地都有细致的读者，而且毫不惊奇的是，甚至在巴库电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这份分析报告也成为对中东广播的题目。
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正式公布以前几个月，它最后已经成功地劝说司法部的高级官员们进行反托拉斯的刑事诉讼，指控的罪名是“按照现状的共谋”。司法部自己对这“石油卡特尔”所编的历史包含许多错误和奇特的含沙射影之处。例如，据说“现货市场的价格是历史上最高的”。报告暗示说很明显，那不过是该“卡特尔”操纵的结果，与伊朗的停产和停止供应或者与朝鲜战争和经济繁荣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司法部的说法，不存在任何外国政府向石油公司提出要求的情况；甚至也不存在什么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
对国务院来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太坏事了；一次拖得很长的刑事调查将更为危险。成立一个大陪审团这件事本身看来将使石油公司蒙上违法犯罪者的污名，而且司法部一发动就不仅会招来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中东国家的政府——去盯住那些石油公司，而且使这种抨击合法化。更具体地说，这样一次起诉会使原来想把美国公司拉进来去解决伊朗危机一举成为不可能。然而，杜鲁门总统还是于1952年6 月批准司法部去开始进行刑事调查，挑选大陪审团成员和发传票索取有关文件资料。
司法部也想盯住外国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和法国国家公司，它们都是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成员。这些公司也收到传票和要它们交出文件的命令。英国政府大为激怒；它认为司法部的行动是对主权的侵犯并构成一种不能接受的治外法权的主张。在伦敦看来，这桩诉讼案本身显然是完全愚蠢的，因为它将不仅使任何解决伊朗危机的办法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破坏同石油生产国已建成的广大范围的关系并威胁西方的战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根本利益。在1952年9 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艾登外相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说成“发霉的面包”和“搞政治迫害者”的把戏。他还补充说，即使如此，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透露“可以对国家利益造成极端的不利”。英国政府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