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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曾是我的演出伙伴的侍峒山，初到农场不久，因为有个年轻工人喊他“右派分子”，曾 大动肝火。当时还有几个一起劳动的难友，侍峒山就大骂此人：“你喊我们右派分子，你看 爷爷们哪一个哪一点不如你！你比我们强在哪里？你说，你自己说！”侍峒山对把自己划为右 派分子从内心深处就从未服气过，他替所有的右派难友说了话，借机把年轻工人骂了一顿。 一起劳动的难友嘴里没说什么，心里自然也是对年轻工人称“右派分子”不悦。后来，年轻 工人向组长说到自己在地里挨骂的情形，组长也批评了他，怪怨他不对。从此，再也无人敢 直呼右派分子了，侍峒山理直气壮地奋力劳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拔尖，打土坯，他一天能 完成1000多块，双手摘棉花动作极快，一天能摘52公斤，全大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他用 实际行动，在在证明自己原本就是个一心向党的好干部。到1959年年底，场里为他摘掉了右 派分子的帽子。侍峒山是民勤人，民勤在河西走廊是个苦地方，当时就有“天 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意思是民勤地方太苦，当地人多出外讨生活，外地人 很少有在民勤留下的。在农场我接触到的很多民勤人都很能吃苦耐劳。侍峒山就是一个突出 代表。
应该说，几百名落难者心情愉快地在这里甩开膀子劳动，对于农场的大丰收都是起了重要作 用的。不仅如此，落难者在财务、统计、农艺、管理、教学诸多方面学有专长者大有人在， 可谓人才济济。农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不断把各方面的人才充实到各级的各种工作岗位上 ，十工农场便有了一个从全省来说也是班底过硬、作风正派的业务骨干网络，这个网络由场 部自上而下，直到大队和生产队、组，都充分发挥了落难者的积极作用。说实在的，这里的 落难者在反右斗争中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每个人心里都委屈万分。 他们来到农场，在这特殊的境遇里，人人都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仍是革命者。同时，为 了摘掉头上沉重的政治帽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说大家作风正派，绝对地都能站住脚跟 。
景超短短来信的字里行间，使我意识到他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受到的是另一种对待… …一种我难以设想的非人的对待。两个农场“两重天”。我在这里享有的一切，在他已是不 可能企求到的了。唉，唉，我的亲人，一切的不幸与不公，为什么竟然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 ？
他的来信写得很短，语句生硬干巴，大约也是一种暗示，让我知道，信是经过检查才发出的 。他没有必要在管教干部面前展览自己的情感，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活动，流露一丁点儿的 不满。他没有傻到再去获罪。反右斗争时一直标榜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而我们家就被 运动办公室派人抄了，还抄到了我父母家里，家里每一张小纸片都被认真翻阅检查过，我上 中学时的作文、周记，和同学的通信，都被一一仔细检查了一遍。说真的，在这方面，我们 都已有了足够的经验，上当的时光早过了。
但是，我的信是写给我的亲人的，发出时没人检查，该说的话，我要随自己的意说个够，说 个没完没了，来农场后劳动生活各方面的详细情况，同屋两个女伴姓甚名谁，从何处来的， 相处如何，我都不吝笔墨，一一写明告知。我知道，这封信写得越长越详细，他对我在农场 的一切也就放了心。当然，我写得也极有分寸，农场领导和工人们称我们“同志”的事，我 绝口不提，写了，就等于对农场领导的出卖，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落难之人可是恩重如山啊 。看得出来，那些管教干部“左”得可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这里对我们宽一点，他们也 许会浑身不自在。写信不慎，他们会告发我们的农场领导的。信末，我竟忍不住地仍写了“ 吻你！”要检查就检查去吧。我就是要吻我的亲人，用我热烈的亲吻去抚慰他那重创的心， 去暖热他受难的灵魂。你们想阻拦吗？你们能阻拦得住吗？我还故做糊涂地问道：“上次的来 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
景超的第二封信像是向我示威，依然没有封口，后来他的信大多数都没封口送到了我的手里 。多年来，谁也没有告诉我，夹边沟农场为什么要把没封口的信寄出。我只能得出自己的分 析结论，那些管教干部视右派分子如猪狗，检查信件的手续决不省略，至于检查后封口的事 就要视他们的高兴了，高兴时随便粘一下，不高兴时敞口交给邮局寄走也就完事了。他们的 头脑里只有阶级斗争。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个个认为自己的“家书抵万金”，在他们只看做 毫无意义的纸片，他们在检查后付诸邮寄，已是对右派分子的莫大恩惠。
景超的第二封信仍然写得很简短，写得长了，也许会招来管教干部的责骂的吧！信中说了说 劳动的情况，然后写道：“我现在饭量很大，你大约想不到，今天发了津贴，吃过饭买了一 斤饼干，一下子就全吃光了。我大概瘦了，因为我觉得眼镜嫌大了……”
这些话证明了原来的传闻，他在挨饿。
心情万分沉重，两腿无力，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喊：他不能挨饿 ，他不应再挨饿！
少年的他就在挨饿。卢沟桥日寇侵略的炮声，把他和大哥逼出了家门。大哥参加商震的部队 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由一位老乡说情，在四川的一个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 “名 为看护兵，实际上是个小勤务兵，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到了社会 上最黑暗的东西。”他曾回忆说，“在21医院时，经常吃不饱，在饭篓子 旁边打架的事时常发生。搬家时 我也必须和那些成年人一样的背、抬家具，并受大兵们的欺凌。1939年夏天，曾因和司药室 班长打架，一气之下和其他几个小看护兵从云阳逃到了万县，准备另谋生路。因为营养不良 ，体质很坏，我曾在酷暑中昏厥……”（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引自景超自传）
读书的强烈愿望使他几次外逃，终于离开伤兵医院，于1943年春考上了为沦陷区流亡学生办 的国立六中。当时这类中学管饭，不交伙食费。但是，“学生生活也很苦，也是经 常吃不饱，又没有经济来源，各方面都非常困难，但比过去当小看护兵时，精神上却是进了 福地了……”景超回忆说，“自此又开始了快乐的学生生活。”（ 以上文字仍引自景超自传）
我无法想象他和小伙伴们为争一口饭在饭篓子旁打架的更细致更具体的情景，因为他从未向 我描述过这些事。他曾说，上国立六中在饥饿难挨时，常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地里偷挖 地瓜吃，他还回味无穷地说：“地瓜洗洗就能吃，吃起来又脆又甜，你还没吃过呢！”无论 是在饭篓子旁打架也好，偷挖农民的地瓜吃也好，那时候，他毕竟没有现在的特殊身份 一个举国声讨，称之为右派分子、丧失了通信自由、作为人的一切已被剥夺殆尽的人。现在 ，他不能为抢吃一口饭和别人打架，更不能因饥饿而偷窃，他所能做的就是规规矩矩地劳动 改造。我们都已成为不许“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每日里，他只能饿着肚子，背着沉重的 十字架，面向黄土背朝天，劳动不已，挣扎不已……
突然，我感到一阵恐怖，他能够经得住这一切吗？
我能够为他做的，就是寄去了10元钱，告诉他，今后每季度我将寄10元去，望他买些吃的。 他一定也知道，这个数目在我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初到农场的一两年，农场小卖部有 时尚有食品卖，1斤粗劣的饼干不到1元就可以买到，不要粮票，可惜我能够寄出的钱太少 了。
写这封回信时，一种复杂的心态，已使我无法在信末写上“吻你”二字。此后，“吻你！” 在我们的通信中永远地消失了。
景超在那里忍饥挨饿，使我对那个农场从心里萌生了敌意，管教干部一次又一次地把检查后 不封口的信寄出，更使我不能不产生想法，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反右派斗争粉碎了我们彩 色的梦，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感喟不已，已不再感喟了。但是，我们坚贞的爱 情是圣洁的、高尚的，紧紧封闭在内心，为我独有、为我珍藏的这份感情，又使我觉得十分 富有。我在上封给景超的信里炫耀了我们的爱情，对于那些管教干部，只一次也就够了。我 蔑视那种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继续窥测我们的感情轨迹，使我们忠诚的爱情受到亵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