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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乐队阵容十分强大，由数十人组成，各种乐器齐备，拉小提琴、手风琴等主要乐器的 都是高手，有几人都是一专多能，如周至德拉手风琴是一把好手，打洋琴、拉二胡、吹笛子 也都很在行，只是为劳动方便剃成了光头，演出时外观有点不雅，他哪里会想到来农场后又 有了演出的机会？郑文义拉起小提琴来风度翩翩，俨然一副音乐家的派头，在他那神奇的弓 弦下流动着的美妙旋律，格外地引发着人们美好的遐想，有时在陶醉中又不禁涌出丝丝伤感 凄迷。古人有“琵琶弦上说相思”的诗句，毕竟，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之人，远离亲人的孤寂 ，被打倒在地的屈辱之感，时而袭扰着每个人难以宁静的心。
我在紧张的排练与演出活动中，时不时地想起在酒泉夹边沟受苦挨饿的景超，在万般无奈中 又只能强迫自己尽力排除对他的记挂……兰州来的家信，对孩子们的情况总是说着让我安 心的话，妈妈的肠结核、胃下垂经气功治疗大有好转，已经上了班，等等，对这些，我就不 去多想了，令人忧愁的家事，每一个让我记挂的亲人，我哪能件件桩桩一一都去想个周全呢 。来十工农场以来，即使在较为轻松的排练与演出活动中，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 的，在日常的劳动中，一切就更不待说，每天的生活都像一根紧绷的弓弦。我很累很累，顾 不得去想去思索什么。多年后我才知道，在我和景超来河西以后，妈妈虽勉强去教课，而久 病的身体已不允许她再工作，她曾多次昏厥在讲台上人事不省……
县上对我们演出的认可，使我们略感宽慰，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十工农场给予我们的对待， 至少是得到县委的默许的，我们除了不能回到原单位工作，其他各方面都和农场职工一样， 这对于我们已是一种难得的礼遇和幸福。多年后我才得知，这次到县上演出，农场领导并未 将我们真实的政治身份向县委说清楚，县上对演出的认可也许只是故做糊涂。
夏收开始后，曾在部队当过连指导员的邹士杰，根据他在部队搞政治工作的经验，又组织了 个精悍的不到20人的演出队，到田间地头演出，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来完成夏收任务。同 时，还办了个油印小报：《夏收快讯》，和我们同来的杨康他原是甘肃日报文化部副 主任，景超的顶头上司担任主编。小报及时向全场各大队发下去供大家阅读鼓舞情绪。 我们的演出队正如后来在60年代出现的乌兰牧骑，受到全场工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我的 难友们的欢迎难友们欢迎我们的演出，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看演出时可以休息一下。 割麦是全年里最重的农活。十工农场有个颇具规模的机耕队，土地的翻耕、播种都用 拖拉机，虽然也有苏联进口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因为收割的麦茬高，浪费大，一般不使用。 为了精收细打，颗粒归仓，大面积的麦田基本上都用人工收割，全场夏收任务很重，有的队 先后要用1个多月才能收割完。我的难友们大都是第一次参加夏收，用镰刀割麦又是技术活 ，还有个技术过关的问题。为了抢收抢打，不使到口的粮食受损失，每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 。 这种弯着腰身连续挥动镰刀抢收抢割的劳动，比拿着铁锨平整土地还累。在一块地里，每人 占四行麦垅向前赶着割，还具有比赛的性质。技术不熟练，体力不济，手脚不麻利，就会被 甩在后面。别人抢先已割到了地头，自己被拉下一大截子，此时即使想赶也往往赶不上了。 有时候，所有割麦的人都已转移到另一块地里去了，割得慢的人还在那孤零零地留下的几行 麦垅里挥汗如雨。此人不仅觉得脸面上不好看，想到这也许会影响今后的摘帽子，心里更是 十分着急。在我们去演出的地头，我就看到了这种情形：所有割麦的人都已放下了镰刀聚到 了地头，在另一块已大体收割得光净的地里，还有人在留下的几行麦垅里孤身奋战，他是想 连演出也不看了，抓紧这点时间赶快割完留下的几行麦子。此时，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 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 ，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 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那位难友最后是在组长的命令 下才走出了收割的地里。
工人们都具有娴熟的割麦技艺，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压力，在麦地里显得就自在多了，但他们 同样也觉得非常劳累。
我们演出时，大家都可以轻松地坐在地里缓一口气，在紧张劳动之际愉快地享受一下歌舞音 乐，转换一下情绪。他们都挺高兴。
当时，全场共有四个大队，在邹士杰的率领下，我们有幸去了三个大队演出，四大队因为离 场部有二十来里，当天无法返回，未能去成。
五大队是个由省级机关来的难友们为主组建的开荒队，也种了小麦。我在县城里见到的李德 寰，还有符文虎、冯士伟、周至德等人都在此队，原省人民银行的难友李正华在“七一”得 了奖，也正在此队。我们步行十一二里路到达队部时，大家还正在地里割麦，队长干脆下达 命令，让全队的人都休息一下，到队部来看演出。我们先休息，等待他们返回。
这个大队各方面的条件都远不如场部，难友们初来时不少人住的还是地窝子一种在地面 上 下挖三四尺，四周用土坯垒起低矮的墙，顶上稀稀拉拉放几根椽子，再搭上用树枝编就如篱 笆状的长方形筏子，用芦草和泥巴盖顶以遮风雨。这种住室同后来大庆人住的干打垒有相似 之处，但更为简陋，室内没有热炕，没有门窗，在人出进的地方，只有用芨芨草编成的门帘 。但是，经过数月艰苦的劳动，书生们已经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新房子，现在已全部住进了 新房子。安西县常年无雨，房子都是土墙，用土坯砌就，房顶也比较简陋，不用瓦，稀稀拉 拉放几根椽子，盖上筏子、树枝、芦草，用麦草或麦衣和的稀泥盖住顶抹平就行了。我这些 被迫戴上 右派分子帽子，内心极为痛苦的难友们，他们来到开荒队后，在拼命劳动中排遣心中的愁闷 ，同时，也都用拼命劳动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当然，他们还是认真听党的话，通过劳动来 积极改造思想。此时，他们大多都是二三十岁年纪，经过一段奋力拼搏，习惯了劳动以后， 浑身都是劲，盖起这些房子并不难。但，无论如何，这个速度也够快的了。令人惊异的是他 们的住房都十分整洁，地扫得干干净净，通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有些人大约是怕弄脏床 铺，把褥子一古脑儿地卷起在叠起的被子上，空下来的地方只铺着灰色的棉毯或报纸，躺下 或坐着休息不会弄脏衣服。作为女性，我觉得十分惭愧，我们的住室远没有他们这里整洁， 我们都没有精力，也没那份心思拾掇自己的住室和睡铺。每个人晚上只是倒头便睡，早晨起 来又忙碌不已，整天劳累已极，谁还顾上管这些个呢！男子汉们终究不同于女流。
来五大队之前，邹士杰就介绍过，这儿的难友们一来就开荒，大家都尽力干，活重，吃得多 ，每人每天要吃3斤粮，1月就是90斤，管理员觉得超过了定量不好办，到场部请示，领 导上说：“能吃能干，咱们这儿是出粮食的地方，还能限制同志们的口粮吗？”邹士杰是笑 着说这番话的，却又勾起我的忧思，夹边沟也是生产粮食的农场，为什么景超和那儿的难友 们却要挨饿呢？尽管当时我还料想不到长此下去，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我的心头仍浮 起层层阴云，翻滚不已。唉，景超在被打倒在地以后，为什么还要遭此厄运饿肚子？但愿这 种情况不要继续得太久。夏收期间，全场的伙食都有改善，每天都有白白的大馍，随大家尽 饱吃，夹边沟那儿呢？景超是不是也能吃饱？
难友们在欢声笑语中很快都集中到队部前的空地上，我们只演了几个短小精悍的小节目，总 共也只半个多小时就演完了，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概是怕“曲高和寡”吧，郑文义此次 没有表演小提琴独奏，而是来了个二胡独奏《百鸟朝凤》，也备受欢迎。难友们一定要他 重奏一次，他高兴地又演奏了一次。在这“大漠孤烟直”的辽阔荒野，大家有如此的雅兴对 一位被世人冷落抛弃的音乐家表示热烈真挚的尊崇，郑文义自是很受感动。
郑文义自带的小提琴是意大利造，用弓随便拉一下，音响都十分优美好听。作为音乐家，他 多年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在演出间隙及行路中，我常听到他小声哼唱着外国名曲，我上中 学时深深挚爱过的《圣母颂》也从他的唇间轻轻流出。那圣洁、崇高、无与伦比的丰富而又 单纯真诚的爱的宣泄，我已久违了，此时听来是那样亲切而又陌生。在我上兰州女中的时候 ，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过《圣母颂》，我在学校礼堂听有名的管喻宜萱独唱过《圣母颂》 当时大家都称她管夫人。后来，学校还借来在当时非常少见的音量宏大的音箱，在礼堂办了 一次世界名曲欣赏会，放了不少不知由谁珍藏的唱片，其中仍有《圣母颂》。那时，我只有 十五六岁，说不上有什么欣赏能力。几位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大师们谱写的风格迥异的《圣 母颂》常使我感动不已，我陶醉于其中而流连忘返，幼稚而朴拙的我，似乎感到了灵魂的净 化与升华。如今，听着从郑文义唇间轻轻流出的旋律，我觉得那仿佛是从天外飞来的阵阵颤 音，和我所处的现实世界竟是那样遥远，我经历了诸多痛苦的心境同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候已 有了极大的改变。以往，《圣母颂》激越高亢的爱的宣泄，那深邃凄婉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