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两三天后，杜博智、小徐、我，还有其他几人，突然被通知，做好去四工农场的准备 。
我们只能遵命。暂时还无法知道此去吉凶如何。新迁农场的严寒、水土不服、伙食水平下降 等等，使我对此处不留人也觉得无所留恋。30年后，我再次见到邹士杰。邹士杰说，当时他们已决定把小徐和我都留在黄花农场，但四 工农场领导上听说有两个女右派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我俩的名单在送去的花名册上经查找 没有，便紧追不舍，黄花农场最后只得放人，在我俩已到黄花农场之后再送往四工农场。谁 也想不到，我俩几次上县城演出，最后竟落得这样的结果。此次再返安西，我们同车只坐了不到10人，大卡车上装了许多要运往四工农场的乱七八糟的 物件，人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凹凸不平的各种物件的空档处。已是“三九”的严寒季节，一路 上茫茫大雪，使气温又骤然降低了许多。深夜，大卡车还顶风冒雪在戈壁滩的沙石公路上 行驶，后来偏偏车又出故障抛了锚。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车厢上蒙着厚帆布的篷 布， 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都冻得蜷缩成团。我紧紧地裹着皮大衣仍觉得寒冷难当。小徐又找出 一件御寒的衣物盖在俩人的腿脚上，腿脚仍冻僵了。而同车还有一位难友的家属和她两三岁 的小孩他们衣着更单薄，没有皮大衣，我真不知道在这风雪之夜的严寒里，他们母子是 怎样苦熬苦度着这难耐的分分秒秒。在深夜的严寒中，大家都无法安静下来，一声声的长吁 短叹，不断的呻吟，弥漫在整个车厢里，但无一人说话，无一人叫苦，因为叫苦就是对改造 不满。有好几辆夜行车从我们的车身边呼啸而过，每当此时 ，大家都抱着希望呼喊求救，请过往的车辆把我们的车带上一程，但得不到回应。过了大约 一两个小时后，总算有一位司机停下车来。他也许是听到车上有小孩，再加我们男男女女的 求救声中已带着绝望和哭腔，车上的人会冻死在戈壁滩上的悲惨前景，终于触动了他的恻隐 和同情之心。他停下车后，我们的司机立即要车上的人找出一条粗粗的大麻绳拴在了那辆车 的车尾。
车，才又前进了。夜宿玉门。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抵达四工农场。大卡车停下来以后，我和小徐冻僵了的腿脚既疼 痛又麻木，无法从车厢里站起来，坐着活动了好一阵，才勉强下了车。在场部报到后，杜博 智分到了一站，我和小徐分到了二站。场部为我和小徐找到一辆小毛驴拉的架子车拉运行李 和箱子，我和小徐跟在车后踏着厚雪走了约2里路，便到了二站队部。二站的队长是个40岁 左右的陕西人，名叫王智礼，人们以王队长称呼他。
小徐和我的临时住房是个库房，里面堆放着难友们除被褥、饭盆、洗漱用品以外的财物，有 大大小小的各种箱子、提包、包袱等。看来，这里的居住条件比十工农场差。在十工农场， 难友们的这些东西都放在各自的宿舍里，取用都很方便。
小徐和我在这里临时居住，似乎受到了一点优待，库房里腾出地方支了两张木板床，还在窄 窄的通道里，安了一个小小的铁皮火炉，炉子的烟筒直直地从屋顶的草笆子上伸出。
我们原在十工农场三大队的二位女伴：石天爱和王桂芳，此时又在何处？我们不得而知。老 殷和小李都不是右派分子，按此次迁场的政策规定，她们不必来四工农场。
过了几天，先是来了王桂芳。原来，此次十工农场借迁场的机会，让有些右派分子回家探 亲，王桂芳回安西县城的家自然十分方便，就回家住去了。石天爱则请假直奔天津，去天津 看望她日夜思念的母亲去了。因为路途遥远，到王桂芳来四工农场时尚未归来。
初到二站时，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由于我们的居室堆放了难友们的箱子等物，地上连插 脚的地方都很紧张。一次，我一抬脚竟没注意到把小火炉弄翻了，火炉一翻倒，连在上面的 铁皮烟筒也从房顶上落下，摔成了两三截。我费了很大劲才将火炉重新安好。此时，我对四 工农场的一切，还以在十工农场的眼光看待。后来，我随意地将此事笑嘻嘻地向王智礼说出 ，王智礼的脸上也挂着笑，但他说出的话却使我吃惊不小，冷彻骨髓。他说：“你如果把这 库房点着了，我要判你10年徒刑！”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把判徒刑跟自己连在一起加以 评说。原来，这就是四工农场！
过了两天，我和小徐都参加了劳动。活，依然是平田整地。所不同的，这里使用的都是圆头 铁锨，木头把很长，没有了独轮小车，需要推土时，用架子车代替。活不紧不慢，小徐和我 都已应付自如。在这儿一起劳动的，都是清一色的右派难友，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同在十 工农场时的气氛也差不多。难友中也有被任命为小队长来管理劳动的，记得其中有欧阳夏、 尚正。欧阳夏是原省劳改局的干部，尚正是原服务厅的。尚正正是初到十工农场时，一武威 民工嫌他干活没劲数说于他，反被他予以一顿痛斥之人。他当时心气很盛，说年轻工人：“ 小伙子，你的那一套，我半年就能赶上，我尚正的本事，你3年也学不会。”现在，他被任 命为小队长，肯定，在十工农场时劳动上已拔尖。我和小徐都是女性，在劳动中多少受到一 些照顾。
只是这里的伙食，同十工农场就没法比，差得太多了。面条很粗糙，可以看出和的有麸 皮，蒸的馍馍很大，样子有点像如今的长形大面包，麸皮更多。一次，我同在十工农场一起 演出过的兰生玉说话，不经意地说了声“麸子馍”，兰生玉竟连忙纠正：“我们说话还是 注意点好，以后再不要说‘麸子馍’了。”兰生玉也是省劳改局定的右派，善演秦腔里的青 衣。他这么谨小慎微，对我是个提醒。1991年秋，我重访高台县，遇到了原在十工农场和四 工农场的难友阎廷梁，无意间打问起兰生玉的下落。阎廷梁说，兰生玉在1960年曾同他一起 迁到高台县碱泉子劳改农场，当年大饥馑已在全国蔓延，到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 议做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因为各种原因送农场劳动的人员，全部“抢救”回原单位。阎 廷梁由于家和原单位都在高台，工资没取消，生活条件略略好于别人。他用高价向劳改犯买 了个饼子去看望兰生玉，而兰生玉已在几天前住进“病号”室，把门的不许阎廷梁进去，阎 廷梁只得遗憾地走开了。这一别竟是永诀，兰生玉未能走出“病号”室。面对严酷的饥饿， 谨小慎微并未能保住他的性命。
过了些日子，石天爱终于姗姗而来。她这次回到天津，仍没有告诉母亲她当了右派，她母亲 最操心的还是她的婚姻大事，还托人为她介绍对象，找了个某单位的人事干部同她见了面， 俩人还一起走了走，最后被她托词回绝。她和表姐妹说起反右派斗争来，她故意问：“如果 我是右派分子，你们会怎么样？”回答是：“坚决同你划清界限！”当时，反右派斗争的余威 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她的表姐妹当属此种情况。
石天爱一身褴褛回到母亲身边，一定使母亲伤心万分，所以在此次返回农场之前，她母亲特 意为她置备了足够的御寒服装，她已装备一新。新做的丝棉黑布面棉袄宽宽大大这是 为了适应农场艰苦的劳动生活，棉袄里面，则是真丝深蓝织锦缎面的狐皮背心。光是上衣， 应付安西的酷寒就很可以了。她那断了腿的琅架眼镜，想必一到天津就换上了新的。
我和小徐在十工农场一向受到照顾，此次换场，我们作为留守人员移交粮食远离场部，却失 去了一次宝贵的探亲机会。当时，场部的有些难友都获准回了一次家，如杨康回到兰州，还 到我父母家里看了看。在四大队，这一程序却一律免去。当然，我在十工农场一直没考虑过 去兰州探亲，其主要原因是我的经济状况无购买来往火车票的能力。在玉门期间，离酒泉只 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去一趟搭顺车也能办到，可我竟然也没动过去酒泉看望景超的念头。 据说当时四工农场不断向黄花农场要人，四工农场曾指出我们的名单还未送过去，催促不已 。黄花农场被催不过，只好答应将我俩一并送往四工农场。可我们已到了黄花农场，对这些 情况不明就里。适值严冬，我人已到了黄花农场，根本也没想过还会离开这里，也不知道有 些难友回家探亲的情况。唉，唉，我真傻，真傻，如果我那时能见上景超一面，对他的艰难 悲惨的境遇有了真实的了解，知道他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我会想到有一天他那脆弱的生命 会难以继续……当时，我如果见了他一面，知道了这些，我会不惜一切为挽救他的生命想尽 办法的。说实在的，这是直到30多年后我才具有的清醒意识。我好悔啊！
春节后不久，我们见到了一位重要的远方来客，他是小徐的丈夫梁富杰。梁富杰是1959年秋 第一批摘了帽子的。他人极聪明，专业上是尖子，当了右派后，由于工作需要，已调到了兰 州省煤炭局。领导上考虑到他头上有顶右派分子帽子，使用起来到底也不怎么方便，况且他 还具有华 侨身份，他父亲此时还在印尼，这种种因素，促使单位领导早早地给他摘了帽子。这样，他 就立即请假来到分别已近两年的爱妻身边。小梁头一天先到二站，在站部办公室的单 人床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小徐工作调场部，他们便一起搬走了。
而他俩到场部后的境况极为凄惨。场部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说是有一间空屋让他俩住 ，他俩去一看，原来是一间空马棚，地上潮湿不堪，屋内马粪尿臭气扑鼻，地上用砖块低低 地搭了一个大门扇，看来就是为他俩准备的床。小徐见状不由得掉开了眼泪。当时她的顶头 上司杨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