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大骂，一面举起长枪，用枪探条在靳清义的胸前狠戳一气。
靳清义是武威步校的原政治教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对这些部队里来的原军官们另眼看待， 当作一支生力军，派他们到处冲锋陷阵。大跃进时深翻地1丈余的是他们，在场部附近的马 家庄建起农场唯一的小高炉大炼钢铁的也是他们。靳清义原是军官，也是一介书生，人有些 瘦弱，高个子，文质彬彬。当了右派分子后依然十分清高。在十工农场三大队时，靳清 义有时也同徐保安、曾芳煜等人一起，到我们的宿舍坐一坐，聊一阵子天，所以石天爱、老 殷也和他熟识。有一次，老姑娘的石天爱在他们走了之后，言谈间对靳清义还表现出颇有好 感。这是很自然的，靳清义一表人才，文质彬彬，他俩年龄也相当，都是河北人，独身的她 喜欢上他顺理成章。但是，清高自大的靳清义绝不会看上石天爱，这是肯定的。凭她那长相 ，整天吞云吐雾，手指都被烟气熏黄了的做派，靳清义如若一旦想到石天爱喜欢上了自己， 兴许还会非常反感呢。再说靳清义出身贫苦农民的家庭，虽当了右派，对大汉奸、军阀石友 三的女儿，在情感上也仍然有距离，自认为自己跟她不是一个营垒里的人。好在石天爱也有 自知之明，对靳清义的好感只在几个女伴面前略有流露也就止步了。其实她也心存疑虑，自 己是右派，再找个右派当朋友在政治上不是自己又给自己抹黑了吗？
到了四工农场，靳清义已到了而立之年。18年前，他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就已是一 名儿童团成员，后又成为八路军战士，同日本鬼子在战场上较量过，解放后又在朝鲜战场同 美国侵略者拼杀过。×副场长现如今用枪探条狠戳他的胸腔的长枪，也是他当年亲密的伙伴 ， 还是孩子的他就曾用长枪熟稔地射出复仇的子弹，放倒过日本鬼子。然而，斗转星移，×副 场长现在竟然让他挨上了枪探条的狠狠的戳刺，殷红的鲜血从衬衣里涔涔渗出……此时的靳 清 义心中怒火燃烧！可是，他已是个被解除了武器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骑在马上用枪探条 狠戳他的这个×副场长，是改造他的人，他只能默默地忍受。此时，他若略有不恭或说出什 么 话来，狂怒的×副场长会毫不手软地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再逮捕他，给他判重刑。没有人会 为 他说话，替他辩护，只要场里出一纸公文，先抓了他再说。就说那个“二进宫”的医生，谁 知是不是有上级批下的逮捕令。
这个副场长正是发下话来要用绳子把我捆到场部的人。此时的靳清义只能忍着枪探条戳下的 伤痛，听任鲜血涔涔渗出……把委屈与仇恨埋在心底。他的“清高”早已烟消云散，毫无踪 影。
对我们的“改造”又升级了。
副场长的凶残霸道，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待右派分子并不为过。只是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 在十工农场那样的特殊环境里劳动了一年多，才转换了环境，从头开始适应这一切的，许多 人不堪凌辱，都觉得痛苦万分。
在此次放水期间，二站的难友也出了事。这天，一向劳动很泼辣的王杰生带了几个人去放水 ， 不料一处水口子没堵住，水流得到处都是。第二天，梁队长带人送饭来了，看见水口子没堵 住，在水渠那边破口大骂：“日你妈去，水口子没堵住，还吃饭？”王杰生在渠这边还嘴说 ：“骂人是你的权利，我妈没犯错误，你不能骂！”
梁队长暴怒地又骂道：“我就骂你，我还要打你哩！我就不能打你吗？”王杰生在这边仍不退 让，说：“我妈你就不能骂，她没犯错误！”因隔着一条宽水渠，梁队长无法跳过来打王杰 生，王杰生身边的难友拉住他，让他压住火气，再不要出声。梁队长才一路骂着回站上去了 。送的饭里有2两煮干菜被梁队长扣下，没让王杰生吃。
王杰生浇完了地，回到站上，看见梁队长在搭在房顶上的一架梯子下边坐着，就问他：“你 为啥把2两干菜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就不给你！”王杰生说：“伙食我是交了钱的， 你为啥扣下不给我！”梁队长说：“把钱退给你！”第二天就宣布让王杰生进了严管队。宣布 其罪行是纵容老婆开饭馆，跑自由市场。王杰生一听，就觉得头涨得有斗大。张露玲为难友 们帮过忙，设法为挨饿的难友用衣物换过吃的，这怎么是“开饭馆，跑自由市场”呢？进了 严管队，还怎么摘帽子呢？
在严管队，上下工都排队，吃饭不能和大伙一起随便吃，也要另排队，晚上不能回家，住的 房门上锁，不许出门大小便，房子当地放个尿桶。行动进一步失去了自由。
王杰生思前想后，想到梁队长是管劳改犯的，多年来就是这么个做法，习惯成自然。“在人 屋檐下，焉能不低头？”到第三天，主动找梁队长认错，表示自己确实没改造好，才有了几 天前不好的表现，向梁队长赔情道歉。张露玲为了使丈夫少吃些苦，更是多次向梁队长求情 下话。这样，到第四天，梁队长才发下话来，宣布让王杰生出了严管队。
少数地位特殊，在这里当了小队长，或手中多少有了点权，如当了炊事班长之类的右派分子 们，也在急速地转换角色，敏感地适应这里的一切，使其更有利于自己地位的进一步改变。 1959年国庆节对少数人摘帽子的事实，也是他们所企盼巴望的，处在阶级敌人即人下人 的地位，同样也是他们所力争要摆脱的。来到四工农场后，他们看见×副场长可以暴怒地 把枪探条凶狠地戳向无辜者靳清义的胸部，而靳清义只能默默地承受，忍气吞声地承受。管 教干部动辄向他们认为不顺眼，有“过错”的右派分子动手打去，或耳光，或猛踢几脚，更 是司空见惯。我的这些手中有了点小权的右派小领导们便很快地接受了这种对自己难友升了 级的改造方式，在一旦有机会可以表现自己的时候，对同派难友也拳脚相加。挨了拳脚的难 友也只能将愤怒埋在心底，敢怒而不敢言。在饥饿难耐中受此凌辱，使很多人的精神 状态濒于崩溃，绝望至极，这就进一步又加重了他们的生存危机。
财务科的张振英文化低，说话粗鲁，属于有点大大咧咧的那种类型，对右派总看不惯，几次 在办公室张口就骂：“ 右派表现还不如‘职工’。”我听了觉得难堪，难以入耳。在报社 ，在十工农场，谁也未曾用这样的脏话骂过我们。他用这样的脏话骂我的难友，习惯成自然 ，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但我不能为我的难友 作任何辩解，而只能保持缄默。
有一次，张振英从二站转悠回来，说是：“二站的右派把指头粗的长蛆（陕西土话， 读c òu，指一种吃庄稼的害虫）也抓来煮着吃，叫站上 把煮蛆的茶缸子给没收了。这些 右派咋真不讲 卫生，吃死了咋办？”这些饱汉们作出悲天悯人的姿态，好像是为了挽救“
右派”于死地，才有了没收茶缸子、制止吃蛆的举措。可我的 难友如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这种指头粗的浅绿色长蛆，我在十工农场 的地里也见过，那时，大家肚子都吃得饱饱的，谁会想到去吃它，就是想到吃它都会恶心， 然而，在目前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救的一种智慧， 这智慧竟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如今我们都已清楚，许多昆虫的身体都具有丰 富的蛋白质，我的难友在吃麸子面肚子饥饿的时候，想到煮虫子吃来补充瘦弱的身体所需要 的蛋白质，这一奇想是多么正确！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智慧，这智慧如若不被“悲天悯人” 的饱汉们粗暴地扼杀，在当时还真是一种自救的好举措，补充蛋白质对饿极了的难友没有坏 处，而且简便易行。
有一天，韩书谦等人突然由站上通知，去场部有事要办。韩书谦他们到了场部，才得知，原 来场部成立了个临时法庭，要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离婚申请当然都是由女方提出的，他们 的妻子都是工作干部，在丈夫当右派两三年后，经济上承担了养活全家人的重负，她们已觉 无奈，特别是从四面八方扑来的政治压力，更难以承受。作为阶级敌人的妻子，同事、邻居 都向她们投来鄙夷的目光，悄悄议论：“她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看那个倒霉样！”这 些议论常会传进她们的耳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她们惊魂甫定，丈夫送去劳动改造去 了，她们自己依然背着骂名，处处抬不起头来。有的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就直截了当 地要她离婚：“你自己又没啥问题，你替他背黑锅图了个啥，离了婚就啥事都没有了，你是 你，他是他，各走各的路。”就这样，犹豫再三，踌躇再三，她们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 请。就这样，四工农场便成立临时法庭，审理他们的离婚案件。因为离婚的当事人是男女双 方，韩书谦他们便被传唤到了场部临时法庭前。韩书谦态度坦然，当法庭指出他妻子已提出 离婚，他的回答是：“同意。”别人并不都像他那样痛快，有的人就不同意离婚。有个酒泉 银行的干部，从临时法庭回来，就对王杰生说：“我们原来感情一直好，划为右派是政治上 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法庭上就这样说的。”因为已是近 40年前的事，王杰生只记得这位难友说过的话，没记住这位难友的名字。
过了10天，临时法庭的判决就下达了，无论男方同意或不同意，法庭的行文一律判决为离婚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的表态不顶啥用。
这个判决又使我想起了1958年在十工农场经历过的一桩离婚案。那是当年秋后发生的事，曾 学过园艺在三大队务瓜菜的张经国，一次拿出一个“可可齐”瓜请我和陈明品尝的他，在婚 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妻子从张掖长途跋涉找到安西十工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