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显得有些神秘，以个别谈话的方式和我交谈，我记得是在办公室外一墩芨芨草的旁边，说是表示关心 ，其实完全是官样文章。我自知不能说四工农场的什么，说了也啥事不顶，他屁股一拍走了 ，我还得继续在这里受苦受难。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午饭时，他和我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 就在打饭的食堂里吃的饭。这天的菜里有些羊杂碎，我吃得一干二净，他却说羊杂碎煮得不 烂，他胃不好不敢吃，把有些羊杂碎剩在了碗底。他是外地来的客人，食具都是用食堂的， 用完要归还食堂。我替他向打饭的窗口还碗时，看到他碗底里剩下的羊杂碎，真想放进自己 的嘴里，碍于面子，终于没好意思。他虽从兰州来，可能还是没太饿着，所以才顾虑胃不消化。在那饥饿的年月，许多有胃病的人都不治而愈，他的胃病不知怎的却没有好。
他们走后没几天，我就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景超的处境很困难，很危险，兰州家中，老的老，小的小，都无法去高台看望，希望我向农场领导请假，就近去高台看望，帮助他从困境中得到解救。
我一直没想过去高台看望景超，以我的处境，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农场领导不会准假让我 去高台。在上个月，我自己也饿得几乎要倒下，我去看望他又能对他有什么帮助？现在，形 势略有好转，报社还派专人来看望我们，尽管也是官样文章式地看了看我们，总算是看过了 。父亲让我去高台看望景超，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兰州家中确实也无人能担当此重任。 父亲有此要求，我当然更应该借此契机，先向农场领导请假。我拿着父亲的信，在当天下午就找到刘生贵书记，要求准假让我去高台看望我的亲人。父亲的这封信写得很详细，把家中无人可以去高台的情形都介绍得很具体，一目了然。他写这封信大概就考虑到了要拿去给农场领导看。刘生贵看了信，当即表示可以准假让我去高台。我激动不已，回到宿舍就把已获准假，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的家信写好，并在第二天寄走。
元旦前，场里又宣布：粮食定量提高到30斤。从此，我们的伙食又有了大改善，差不多每天都能吃上牛羊肉。
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于12月已开过，此次会议主题是纠正这几年左倾蛮干的歪风 ，抢救人命。西北五省（区）饿死人的省份，以甘肃最为突出。37年后的1998年1月7日《甘肃经济日报》一版发表由副省长（厶贝）小 苏署名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甘肃粮食发展问题》的长篇文章，公开披露了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 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的事实，‘时时警醒后人‘。当时，甘肃全省总人口一千二三百 万。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决策，因而甘肃日报社才派人来农场看望我们。农场的形势逐渐出现转机，刘生贵对我要求请假去看望景超立即批准，都是遵照中共 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精神，才出现的新变化。
去看望景超，我得在经济上有所准备；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总得花钱。我每月的开销都是量入为出，没有节余。为了带上一笔钱，我想只能张口向杜博智借。他降级后的收入也是58。2 4元，但他是单身汉，开销少，当了炊事员后肚子吃饱了，更无其他花费。再加我们来农场后一贯友好，只要我张口，相信他一定会借的。这样，一天晚饭后，我就到一站去找杜博智借钱。我是在伙房找到杜博智的。他还正忙着呢，看见我到来，非常高兴，立即先招待我吃饭。此时，我的胃口像是个无底洞，虽刚刚吃过晚饭，吃的欲望仍然很强烈。他不断地劝我吃，我就不断地吃。吃饭中间，我说及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想向他借100元。他立即回 宿舍拿来100元，还送我5斤粮票。他说粮票是他家里寄来的，他当了炊事员已不需要，就送 给我作为渡难关的补贴。当时粮票仍是紧缺之物，他一次送我5斤，我很感谢，说：‘你真 大方。‘冬日天短，这时，天已黑尽。杜博智送我回场部。一路上，我们一直说着话。我忧心忡忡，深怕此次去凶多吉少。我们所在的四工农场死人不少，那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这 里差多了，他能够等到我去吗？我絮絮地说着，心情仍十分沉重。杜博智说些宽慰我的话， 敦促我快到景超那里去，尽到作妻子的责任。
去高台明水要坐火车，从四工农场去火车站，最方便的就是柳园车站，有四五十公里的路途 ，因汽车队的卡车常去柳园。
元旦过后，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到处一片白茫茫。
我焦灼万分地等待汽车队有车去红柳园，真是等得心都快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早晨，起床时 敲钢轨的‘当当‘声乍一响，我便会惊得吓一大跳，心狂跳不止，莫名地觉得新的一天不知 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或更大的不幸。悲伤，忧虑，焦急，迷惘。万般无奈中的等待，等待中 的惊恐不安，使我几近麻木的心理平衡急剧倾斜，精神濒于崩溃……
我切望赶快成行，奔赴高台，去救助我可怜孤单的，也许已是奄奄一息的亲人。此时此刻， 饥饿的他日思夜盼，唯一可指望来救他的，不就是做妻子的我吗？我已请准了假，我就要去 了，就要去了！我无法想象如今的他因为饥饿已被折磨成了什么模样，我更不敢设想他会是 ‘医院‘里那些形销骨立、瘦骨嶙峋的病号的样儿。但我认定，我只要出现在他面前，哪怕 他骨瘦如柴，昏厥在地，只要他一息尚存，还未跨出那最后的一步。我一定要把他救转过来 ，一定会把他救过来。他会躺在我的怀抱里微笑着睁开他无力睁开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我， 望着曾让他撕心裂肺般地苦苦思念着的妻子，望着他以为已经再也见不到了的最亲爱的人… …他会得救，我们都会得救。我们苦苦地等着这一天，已经直直等了3年，这一天眼看就要 出现。可我，可我还在忧心如焚地继续等待……但是，身边众多的死难者傍着那黑暗的大门 仿佛在低声告诉我：不容乐观，不容乐观，你亲人那儿是地狱！
我真不愿意他们絮叨。
准假以来，我每天都从打来的饭菜里挑出牛羊肉，放进一个装过奶粉的大玻璃瓶里，准备带到高台给我的亲人吃。我抵制了牛羊肉对我的诱惑，天天如此。只要饭菜中有肉，便顿顿如此。因为我知道，在如此严酷的大饥馑的日子里，外面一定很难买到肉，传说这里的一个难友用24块钱才设法买到一茶缸的羊肉，结果仍未能保住垂危的生命。我眼巴巴地、吞咽着口 水从自己的饭盆里省下肉要带给他，只是因为他比我更需要。况且，我只身去了高台，又哪 有钱，哪有办法去为他弄到肉呢？玻璃瓶里的牛羊肉已攒了多半瓶，这很可观，是唯一让我 感到欣慰的事。我的一片心，为救助我的亲人正在奉献的心，远在高台的他会感知吗？会的 ，他一定会。亲人的感应，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得住呢？
焦灼的等待，分分秒秒都难熬的等待！
1961年元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总算有了外出的汽车，通知我时已临近开车，3个女伴匆匆忙 忙地送我上车。我先爬上了车顶，她们把我随身带的衣物里面裹着五六斤从食堂打来的 饼子打成了小行李卷，给我递到了车顶上，我还提了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些洗漱用具，还 有一两斤花卷。这些饼子、花卷，都是用当月发的粮票从食堂打来的，油嘴滑舌的‘职工‘ 炊事员再不给多打。石天爱在匆忙中说：‘我应该偷些面粉给你爱人带上。‘可惜早没想起 ，只成了遗憾。比起石天爱来，我参加工作早，当年曾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对于中国 共产党教导的一切奉若神明，在我们身陷绝境之后改变起来依然很难。从机磨坊设法搞点面 粉去救自己的亲人，这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啊，而我竟从未动过这样的念头！石天爱虽然想 得迟了一点，她毕竟具有此种救助难友的英豪气概，她认定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救人比什 么都要紧。小徐嘱咐我：‘来信啊！‘她内心里对我去高台是悲观的，只是没有说出来。王 桂芳暗自为她远在新疆的丈夫祝祷，为我送别的不祥的阴影，骚扰着她原本已经宁静了的心 。
农场离柳园车站四五十公里。我坐在车顶上，耳边一直响着呼啸而过的寒风，眼前闪过的是 茫无尽头的雪原。起伏的荒野、蜿蜒的远山，为雪花作弄，变成了迎面奔涌而来的白色的汪 洋波涛，又从汽车的两旁奔流而去。轰鸣前进的解放牌大卡车像是一叶颠簸着的小船。我为 汽车队工作了近一年，受到的仍是贱民的对待，空落落的车顶上就坐着我一人，司机的驾驶 室 里坐着的是食堂炊事员年轻活泼的妻子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司机也 巴结炊事员。好在我有皮大衣包裹，围着厚厚的围巾，心事重重地想自己的事儿，心潮胜似 眼前的白色浪涛，不知不觉间也就到了柳园车站，顺利地买到车票上了火车。
我的脸上没有刻‘右派‘二字这要感谢我们这个年代毕竟没有把古时候在罪犯头脸上刻 字作为标志的陋习保留下来。所以，尽管车厢里十分拥挤，旅客们仍用平等的态度接纳了我 。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还帮助我把行李卷举起放到行李架上，我有了一个和别的旅客们同样的座位。四工农场的干部们从来没有人这样帮过我。我很感谢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对全车厢的人突然感到都十分亲切，内心却又涌起无限的酸楚……我过去下乡采访时在旅途上十分熟悉的一切，此时却成为陌生的了。这列从乌鲁木齐开出的火车上，挤满了回老家过春节的内地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上海等各种口音的人都有，他们热烈地谈论 着同我丝毫无关只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带的各种吃食似乎十分丰富，有些人随便地剥食着煮熟的鸡蛋，吃了一个又一个。安西3年，�